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商業化治理交流材料，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記者：意見在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方面有什么舉措？

余欣榮：發展現代種業，必須做大做強種子企業。意見著眼加快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培育有競爭力的種子企業，提出鼓勵企業加強研發投入，自主建立研發機構，有實力的種子企業并購轉制為企業的科研機構，切實增強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

同時，要求確定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2015年年底前與其所辦的種子企業實現“事企脫鉤”，目的是促進這些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打造成產權明晰、股權多元、責權明確、管理科學的科技型企業，激發發展活力。

意見還確定，新布局的國家和省部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重點實驗室等種業產業化技術創新平臺，要優先向符合條件的育繁推一體化種子企業傾斜；按規定開展種業領域相關研發活動后補助，調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發揮現代種業發展基金的引導作用，廣泛吸引社會、金融資本投入，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

促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資源向企業流動

記者：我國種業科技資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為什么意見提出科技資源要向企業流動，有哪些具體改革措施？

余欣榮：目前我國在育種方面普遍采用的是課題組制，選育規模小、低水平重復、育種效率低，突破性品種少；而跨國公司普遍建立商業化育種體系，以市場為導向，全面整合人才、技術、資源等科技要素，形成了科學設計、專業分工、流水作業、集約運行的商業化育種模式，實現了大規模、高通量、集團化、標準化育種，大幅度提高了育種效率，形成持續培育好品種的能力。

建設種業強國，必須深化種業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創新體系。種業科技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就是能否更加有效地發揮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現有人才、技術和資源優勢，種子企業能否盡快做大做強。

推進種業科技體制改革，要通過推動確權交易，讓種業科研資源及成果“流”起來；通過強化合作交流，讓科研人員“動”起來；通過創新科研成果收入分配機制，讓科研人員依法“富”起來；通過完善市場導向機制和商業化育種機制，切實讓育種效率“高”起來。

加強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

記者：意見提出要加強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重點要在哪些方面實現突破？

余欣榮：我國高產優質、多抗廣適、適合機械化生產、設施化栽培的突破性品種較少，難以滿足現代農業發展需求。對此，意見提出加強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以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大力推進種業科技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重大應用前景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突破性優良品種，力爭實現4個突破：

――重點作物育種實現新突破。要求制定主要農作物良種重大科研攻關五年規劃，加快選育優質高產、廣適多抗和適合機械化、設施化的新品種，先期在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蔬菜等5類作物取得突破，加快實現新一輪品種更新換代。

――核心技術實現新突破。重點突破種質創新、新品種選育、高效繁育、加工流通等關鍵環節的核心技術，全面提高我國種業科技創新與應用水平。

――在構建產學研聯合攻關新模式上實現突破。要求建立育種科研平臺，公開招聘國際領軍人才，打破院所和企業界限，聯合國內研發力量，建立科企緊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產學研聯合攻關模式。

――在建立多元投入新機制上實現突破。要求種子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擔當投入主體責任。國家各科研計劃和專項加大支持力度，吸引社會資本深度參與，重點支持育繁推一體化企業。全面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逐步確立企業商業化育種的主體地位。

種業基礎性公益性科研投入將加大

篇2

新的研究格局在世紀之交已經呈現，其中生物科學的地位日益凸顯，數十年前還不敢想象的技術現在似乎可以實現。但是，新世紀面臨著新挑戰。世界人口日益增加，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需求增加、疾病傳播等一系列新的問題隨之出現。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認為，可以通過合成生物學這一新興而又具有變革潛力的學科應對新世紀面臨的部分挑戰。

合成生物學是一門將科學和工程方法相結合進行生物學研究和操控的新興學科。雖然合成生物學還處在“幼年期”――其核心研究內容主要局限于尋找和提煉可執行具體基因功能或生物化學功能的生物元件，并改善DNA合成和構建的方法――但目標遠大。合成生物學家們希望設計并構建人工合成的生物系統，最終用于工業制造、糧食生產，并提高全球健康水平。

一般而言，合成生物學是指運用工程學原理，設計和構建新的生物元器件和系統，并重新設計現有的、天然的生物系統，用于有益目的。它源于生物學及相關領域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但離不開工程學、計算科學、信息技術等領域的重大突破。

合成生物學具有以下重要特點：（1）它是生物學研究的新穎方法。與傳統的生命機制探索方法完全相反，合成生物學注重生產定制化的細胞、有機體和生命體。（2）應用工程學方法生產生命體。合成生物學通常應用工程學原理設計執行特定功能的簡化的生物元素。（3）依賴于非等級化的科研和商業化網絡。合成生物學向著橫向的、全球化的研究方式發展，通過社交網絡，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輕科學家。（4）需要響應社會關切。合成生物學是新興的學科和技術，需要充分考慮該技術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影響，以及人們對其生物安全、監管和知識產權問題的關切。

二、合成生物學發展戰略

1.中國。中國認為合成生物學將帶來技術推動的新一輪經濟增長，因此努力成為該領域的國際領先者。目前，中國每年對合成生物學的研發投資達到2.6億元，每年發表合成生物學論文400余篇，約占世界總量的10%，論文被引次數居全球第7。中國已經制訂了合成生物學戰略路線圖，規劃了技術、工業應用、醫學和農業等方面的中長期目標。未來5年，將建立標準元件數據庫，形成設計生物元器件的計算能力；形成化學品和生物材料的模塊化設計和生產能力；對可增強植物耐旱性和耐堿性的生物元件進行驗證設計。未來10年，將擴大標準元器件數據庫，形成設計生物系統的計算能力；商業化生產某些化學品和生物材料；對合成固氮器件進行驗證設計。未來20年，將形成生物系統設計、建模和驗證一體化平臺；商業化生產眾多自然化合物、藥品、化學品和生物燃料；臨床應用生物元件和系統，用于檢測、控制和治療主要疾病；創造人工微生物。

2.英國。英國政府把合成生物學視為非常有商業前景的革命性平臺，熱切期望在合成生物學領域占據世界領先地位。英國政府決定成立合成生物學領導委員會，促進各領域的討論與公私合作，由部長和資深業界人士擔任聯合主席。英國計劃開展合成生物學投資如下：公共投資5000萬英鎊，其中多達650萬英鎊用于鼓勵產業投資；英國工程與自然科學研究理事會投資600萬英鎊，鼓勵大學探索新產品商業化；將合成生物學研發和相關的倫理、法律及社會影響研究的資助整合起來；生物技術與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支持16個機構從事5個跨國研究項目；撥款1億英鎊，用于未來3-5年對10萬名患者進行全基因組測序。

3.美國。美國很早就是合成生物學領跑者。美國政府每年向合成生物學研究投入約1.4億美元，其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投入約7200萬美元。2008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投入1600萬美元資助合成生物學工程研究中心。美國國防部力圖將合成生物學提升為一種制造平臺，美國能源部也圍繞合成生物學啟動了一些行動。不過，美國聯邦政府還沒有制訂合成生物學投資或管理的整體規劃。本屆政府的《國家生物經濟藍圖》雖然提到了合成生物學，但沒有提出具體的行動計劃。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指示總統生物倫理問題研究委員會對合成生物學進行評估，并制定倫理指南，意在使風險最小化的同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合成生物學帶來的機遇

合成生物學會帶來新一輪產業發展浪潮。產業界大量投資合成生物學，認為伴隨著基因組學和系統生物學的不斷進步，合成生物學將通過生物制造給產品和物質開發帶來革命性影響。到21世紀頭十年的中葉，全球就約有3000家生物技術公司，其中基因合成公司遍及五大洲，每年生產約5萬條基因。生物產品在經濟上舉足輕重。2010年，美國的生物經濟（包括轉基因作物、生物產品和工業生物技術）產值約為3000多億美元，超過美國GDP的2% 。據市場研究公司BBC Research估計，2011年合成生物學（包括支撐技術、生物元件及其組合產品）全球市場價值為16億美元，2016年將達到108億美元。

企業紛紛投資頗具前景的人工改造的生物產品，包括微生物、植物橡膠、生物基丙烯酸樹脂、產于生物廢料的綠色化學品、維生素以及用可再生碳水化合物生產的生物柴油。美國安倫捷科技公司副總裁達琳?所羅門認為，合成生物學是產業發展的新一輪浪潮，生物制造將以可持續原料取代傳統原料，從而改變所有產品的生產工藝，使全球經濟更為可持續。

合成生物學的大規模應用及市場推廣要耗費數十年時間，不過DNA測序、計算技術等相關技術的齊頭并進會縮短這一進程。專家們預計：未來5年，將會形成數個全球性的合成生物學研究平臺；未來10年，合成生物產品產值將達200億美元，生產細胞以制造大宗化學品和精細化學品將成為常態；未來20-30年，將理性地合成多細胞組織或器官，細胞計算系統將得到廣泛應用，新穎的生物制造工藝將被應用于生產非生物產品。

四、合成生物學發展面臨的挑戰

要充分釋放合成生物學的潛力，需要克服技術、監管、知識產權等諸多挑戰。

1.技術挑戰。發展合成生物學在元件及應用、互操作、度量、量產成本控制、工具及軟件等方面面臨挑戰。在元件及應用方面，開發一大批標準化、模塊化、行為可預測、可廣泛應用的生物元器件是近在眼前的挑戰。盡管有數以千計的生物元件已編目，但可重復且可靠的生物元件并非廣泛可用。在互操作方面，合成生物學發展的關鍵之一是開發出標準化的生物元件，像模塊一樣可靠地組裝，視情調整。為了得到普遍認可和應用，生物器件和系統的每個元件以及數據庫、度量單位和可擴充系統在不同尺度和水平上都要兼容。在度量方面，準確度量系統性能是合成生物學面臨的迫切挑戰，有必要形成能支持多種度量類型的基礎設施，而且未來全球統一的度量單位與度量本身一樣重要。在量產成本控制方面，經濟合算地生產工業化學品需要工程化生產高效微生物株，然而，現在開發含有合成生物元件的可行產品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在工具和軟件方面，改進數據收集工具、軟件和硬件對于合成生物學發展也很重要。除了可降低合成生物元件成本的自動化工藝外，專業化計算工具（如計算機輔助設計和建模工具）的缺乏也阻礙了合成生物學的發展。

2.監管問題。科學進展往往快于政策制定，同時合成生物學的界限也在不斷變化，因此在早期就應關注與合成生物學治理和監管相關的問題。

3.知識產權問題。構建新的生物元件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對生物元件的權利是否應私有？如何進行生物元件登記？是否應對其申請專利？不同的知識產權和分享安排如何影響合成生物學的進步與創新？目前各國專利法規定不一。合成生物學在現有或新的知識產權體系下能否蓬勃發展是研究人員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鑒于已經開發的合成生物元件數量巨大，并且企業對商業化產品開發有濃厚的興趣，解決知識產權問題異常重要。

4.包容問題。合成生物學是交叉性學科，既產生于多個學科，又回饋于這些學科。持續包容對于合成生物學的持續發展十分重要。一方面，要與產業界、監管和政策制定機構交流合作，使技術推動與市場拉動相結合。另一方面，還要使更多的公眾參與合成生物學對話，了解其可能存在的內在風險，討論有關的生物安全和倫理問題。

（作者：賈 偉，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外科技政策與發展戰略。

劉潤生，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科技參考研究室負責人，主要從事科技戰略與政策研究。）

鏈接：

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最初由Hobom B.于1980年提出來表述基因重組技術，隨著分子系統生物學的發展，2000年E. Kool在美國化學年會上重新提出來，2003年國際上定義為基于系統生物學的遺傳工程和工程方法的人工生物系統研究。

篇3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6）02-0105-07

收稿日期：2015-11-18

基金項目：天津市社科規劃辦重點項目“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與政策研究”（TJGL15-004）；天津市科技發展戰略研究計劃項目“高校產學研合作模式探析與對策研究”（11ZLZLZF05700）。

作者簡介：張慧穎（1967-），女，山東壽光人，管理學博士，天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產學合作、技術創新研究；連曉慶，天津大學博士研究生；方世杰，臺灣成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許文艷，臺灣成功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

大學和產業之間的合作（產學合作）逐漸被視為一個通過知識交換加強創新的重要工具[1]，成功的產學合作關系已成為各國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標。通常情況下，產學合作關系表征為一種公私伙伴關系。這其中，大學是“公部門”人，業界為“私部門”人，雙方具有各自迥然不同的使命、目標和價值觀[2]；但同時，從組織理論視角看，產學合作關系實為一種組織間關系范例[3]，具備組織間關系主體應有普遍屬性的同時又具有特殊差異性[4]，這就使得產學合作關系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的障礙。

根據現有研究顯示，產學合作之間的障礙包括制度、文化的差異[5]-[8]，產學之間關于能力和資源、合同機制、管理和組織問題、技術問題、經驗因素等障礙[1][8]，以及與交易相關的障礙和與導向相關的障礙[9]。然而，現有研究對這些障礙的解釋則較為孤立，多是側重對某一類型障礙的探討，并沒有從全局視角去把握這些不同類型的障礙，更缺乏一個能夠支撐的系統的理論基礎。本文將產學合作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組織間關系，以組織間關系的本質為基礎來解釋產學合作關系的本質，進而在此基礎上，從產學合作全景式視角來深入剖析產學合作中存在的障礙，以期能夠為我國的產學合作提供有價值的理論參考。

一、產學合作關系的本質

從組織間關系的視角看，產學合作關系即為一種組織間關系，但這種組織間關系多表現為一種“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的關系。這就使得這種組織間關系的本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異質性[2]。

（一）組織間關系的本質

組織間關系的形成是指兩個或多個獨立的組織，由于各自或共同的需要，在彼此分工或角色定位下，進行資源交換或聯合行動，以完成個別（或共同）的價值創造而形成的不同類型及程度有別的依賴關系[10][11]。通過相關文獻論點，組織間關系的本質主要表現為組織關系形成的動機、組織間關系的內涵和組織間關系的治理三個方面[12]。

首先，組織間關系的形成動機主要體現在組織的戰略上，對于任何一個焦點組織而言，其之所以與其他組織進行資源交換或共同生產，主要的動機在于建構自身或組織間共同的競爭優勢。

其次，一旦組織關系形成之后，組織間資源交換與共同生產活動必然存在依賴關系[13]，組織間及時的信息溝通和交流是保持這種依賴關系永續發展的關鍵，此時，將組織間涉及到的信息的溝通和交流稱之為組織間的“信息流”；此外，由于知識也是組織間資源交換的一種體現，這就使得知識在交換的過程中會從知識生產方流向知識應用方，產生了組織間的“知識流”；組織間的“信息流”和“知識流”共同構成了組織間關系的內涵。

最后，組織間關系發展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流”和“知識流”都能夠有效流動和轉移，此時便產生了相應的障礙類型。而組織間關系的治理正是對產生于組織間“信息流”障礙和“知識流”障礙的一種解決機制，通常以組織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和知識基礎觀點為理論基礎[14][15]，指組織間因“信息流”和“知識流”流通中產生的障礙所進行的“交易治理”與“知識治理”的設計。“交易治理”的觀點將組織視為信息處理的個體，是一種可為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投機問題，提供解決之道與控制的治理機制，以降低其可能衍生的交易成本[16]；“知識治理”主軸邏輯主要體現為，組織之間交換的只是具有不同的特性，比如隱性知識，這就提高了知識在組織間有效流通的障礙[17][18]，相應地需要通過結構性的安排，設計一種能夠暢通“知識流”的治理機制，促進組織間學習、知識取得與知識創造的目的[18]，實表征為一種提升協作能力的校準。

（二）產業合作關系的本質

首先，產學合作關系形成的動機是基于產學雙方彼此資源的互補性[19]，旨在滿足產學雙方各自對自身缺乏資源的獲取[20]。在產學合作背景下，對大學或大學學術人員而言，通過與產業合作可以獲得產業的研究經費[21]、更好地開展基礎研究和提供一個開展創新研究的新觀點[22]、使用業界的研究資源（如設備、原材料）和獲得知識產權[23]以及提升在業界的知名度和聲譽[24]等。對產業公司來講，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之間的互補性是他們參與產學合作的關鍵因素[25]，提升其吸收外部知識的能力[26]、產生商業化應用和為新技術發展獲取新的工具和方法[27]、獲得基礎知識[28]、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29]、提升公司在勞動力市場和潛在伙伴之間的聲譽[29]等都是產業公司與大學合作的動機。

其次，從產學合作關系內涵的視角，產學合作關系是一種組織間關系范例[3]，因此，必然也會涉及到產學之間“信息流”和“知識流”的流通。產學之間的“信息流”源于產學雙方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即產學雙方彼此之間因各自資源需求而形成的一種互動，這種互動需要產學雙方之間及時的溝通、協調和交流相關信息或資訊；同時，產學合作也會涉及到知識的轉移和交換[19]，通常情況下，大學是作為知識的生產方存在，企業是作為知識的接收方存在，在二者的合作過程中，知識從學界向業界轉移和流動，這一渠道表現為一種“知識流”過程。

最后，從產學合作關系治理的視角，因為產學合作關系表現為一種“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而由于指導“公私”部門的制度邏輯的差異，致使大學和產業公司在合作過程中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可避免會產生合作過程中的沖突[5]。要解決這種沖突，就需要學界和業界相互溝通和交流，增加產學雙方彼此對信息的獲取度。同時，產學合作又體現為學界和業界的一種知識和技術交換過程，知識的屬性會使得知識接收方（產業公司）在知識的獲取和應用上產生一定的認知障礙，也需要設計相應地能夠有效促進知識流動的機制。

二、產學合作障礙――全景式模型構建

由產學合作關系的本質可知，資源互補性是產學合作關系形成的基礎。產學合作關系形成后欲保證其成功，這其中離不開學界和業界就合作項目進行的信息的溝通和交流，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也伴隨著知識從生產方向接收方的轉移。而由于指導學界和業界制度邏輯上的差異，就使得雙方在信息溝通和知識流動上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障礙。

（一）產學信息流動失效形成的道德危機

產學合作實質上是一種交易關系[30]，這種交易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學雙方在合作過程中的行為表現。然而，在合作中，產學伙伴任何一方均有可能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管“紳士協議”或道德責任而采取欺詐行為[14]，隱藏信息，從而產生道德危機。產學合作道德危機形成的理論基礎是交易成本理論，產生的根源在于聯盟伙伴之間利益的沖突，并且，這種利益上的沖突致使產學合作伙伴之間的信任減少[19]，更甚者，導致投機主義。產學合作中的道德危機源于產學雙方目標利益的沖突和信息的隱藏。

第一，產學雙方目標利益沖突導致的道德危機。產學合作中利益沖突的核心為產學雙方制度邏輯上的沖突[5]。對學界而言，其制度邏輯扎根于“科學的莫頓規范”，如社群主義、普遍性、公正性和懷疑性。公共知識的創造是學界生長的核心，其關注能夠增加公共知識存量的基礎研究，強調學術研究自由和研究結果的公開出版[5]；這種制度規范包括強有力的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使得學術人員必須要優先出版論文或獲得大量的研究經費以提高其在同行中的競爭優勢[9]。對業界而言，其遵循的是“商業邏輯”的制度規范，關注能夠解決具體市場問題的應用研究，為了保守其商業利益，會限制公開研究結果和私人獨享經濟收益[5]。學界和業界這種不同制度的邏輯使得二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 [14]，導致二者行為上的差異性[31]。由于學術科學家的行為受到學術聲譽和同行認可的驅動[32]，因此，在產學合作中，學術科研人員通常為了得到同行的認可而急于公開發表一些“不完整”的學術成果；而產業部門的知識創造受到經濟價值主導，更希望獲得一種“完整”的、“私人”的知識，并且不愿意對外公開呈現[9]。此外，對于在產學合作中產生的知識產權，學界會選擇保護該知識產權防止資產的流失或希望通過該知識產權的商業化利用獲得經濟收益，同時產業界也希望控制或獨占該知識產權來獲得壟斷性經濟收益[22]。如此，產學雙方之間的制度沖突致使產學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另一方的利益。本文將這種產學任何一方一心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顧對方利益的行為稱之為道德危機。比如，學界可能會不顧業界的利益優先出版某一類研究成果，致使業界的技術秘密遭到曝光，從而導致合作過程破壞，學界此時的行為便是一種道德危機行為。

第二，產學合作中信息隱藏產生的道德危機。產學合作中的信息隱藏主要指產學任何一方對另一方故意隱瞞信息而產生的一種道德危機，是一種內在的、不易察覺的因素。由交易成本理論可知，為完成交易必須要搜集信息、談判交易條件及監督對方執行契約等成本[33]，如果一方對另一方內在的投機行為缺乏信息了解以及不能進行有效監督，就會對其自身利益造成損失。產學合作中，對學界而言，大學科研人員可能會為了繼續和該產業公司合作獲得研究經費，在合作過程中故意隱瞞一些重要的技術信息，致使該技術不能很好地運用于企業的生產，潛在地對企業造成了利益上的損失。在對臺灣某高校產學合作的一項調研中發現，導致某個產學合作項目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該產業公司沒有按照產學合作規定提供符合規格的儀器設備，最重要的是，其事先并沒有對高校進行明確說明，導致高校在獲得儀器設備后不能很好地開展項目研究。此項產學合作項目最終因產業公司對儀器設備信息的隱藏而以失敗告終。

（二）產學知識流動失效形成的認知障礙

產學合作關系認知障礙形成的理論基礎是知識基礎觀點，其強調知識是組織最具戰略性的資源[15]，是提升組織能力的一種重要資源。知識基礎觀點認為，阻礙組織間知識交換與生產活動的因素中，投機主義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知識屬性和任務的復雜性程度致使投機者在有限的理性下變得投機無門，即缺乏投機行為的能力[34]。因此，在產學合作背景下，當知識和技術是產學交換的主要標的物時[13]，知識的特性也賦予了產學合作特定的障礙類型。

第一，產學合作中被交換的內隱性知識會產生認知障礙。在產學合作所涉及的知識流交換活動中，知識并不是全部都能夠用語言和圖畫來傳輸，因為知識具有顯性和隱性之分[35]，也可分為“信息”和“技術”兩種類型[15]。“信息”指那些能夠編碼的、語法規則已知、在不喪失完整性的情況下能夠被轉移的知識（包括事實、命題和符號），可用正式化、公式化和實體三個維度表征[36]。該類知識轉移成本較低，個體容易吸收，也可稱為顯性知識。“技術”涉及到的是隱性的、復雜的、不容易編碼的知識，可用非正式化、語言和人腦三個維度表述[36]，具有較高的轉移成本，個體很難吸收該類知識，也可稱為隱性知識。在產學合作中，通常情況下，大學產生的知識體現在“部分形成”上，并且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和隱性成分[35]，這部分隱性知識都是和創新思維密切相關的[37]，其中約有70.0%的隱性知識轉移對業界非常重要[38]。但現實情況是，這類知識很難被轉移到業界，因為業界發現他們很難完全理解和精確應用該類知識。同時，產學合作關系中知識的交換根據傳輸的容易性呈現出不同的復雜程度，即是從一個完全顯性到完全隱性的連續[39]。比如，一些成熟的專利技術在轉讓過程中轉讓的只是一些已編碼成功的顯性知識，而其背后所涉及到的隱性知識（如該項專利發明者的經驗、技巧）并不能被有效轉移到專利接受者手中。在這樣一種情境下，個體吸收知識的有限性加上隱性知識不容易被轉移的特征使得產學合作中知識的接收方（如業界）沒有能力完全獲得和運用該類知識[37]，導致了認知障礙的發生。

第二，產學合作任務的復雜性也會產生認知障礙。產學合作任務的復雜性主要指產學合作中涉及到的大學和產業公司之間不同的知識背景相容的程度。產學合作之間所交換資源的互補性是產學合作關系形成的關鍵[10]，資源的互補性越高意味著一種更復雜的勞動分工[39]，也意味著產學合作不同知識背景之間的一個高水平互動[36]。在產學合作背景下，大學通常是知識的生產者，關注新知識或技術的產生，較少關注知識或技術能否成功應用；而業界則是新知識和技術的應用者，較少關注知識的產生過程，更多關注新的知識和技術能否順利應用并且給其帶來收益。有研究表明，許多科學創新有較少的商業化應用，原因就在于學界所生產的知識并不符合業界商業化應用的條件[40]。以產學合作新產品開發為例，如果A是一所大學，B是一個產業公司，二者合作生產一種新產品，A的任務是新產品的開發，B的任務是新產品的生產，在大學知識背景下，A完成新產品開發的輸出主要體現在與新產品開發相關的技術知識上，即關于新產品知識的生產；而B作為產業公司，當其獲得A生產的該產品的技術知識時，其更關注這些知識能否實際應用到產品的生產上。但由于A和B知識背景的差異，當B對該產品生產時，不可避免會出現許多技術性的難題，而這些技術性的難題主要體現在A對該產品開發的知識上，最終有可能導致該產品在應用中的失敗。產學雙方間這種知識背景差異，使得知識的生產方和應用方之間在被轉移的知識上存在一定的認知距離，進而導致知識應用方的認知障礙[22]。

綜上所述，我們構建了產學合作障礙全景式模型（見圖1）。根據圖1，大學和企業在合作過程中需要進行信息的交換和知識的流通，這其中，由于指導學界和業界外在制度邏輯的差異，致使產學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因利益沖突和資訊隱藏產生道德危機，此時產學不同制度邏輯是作用于產學合作外部的一種負面影響力；同時，在產學合作內部還伴隨著知識的交換和轉移，即知識流，知識的內隱性以及產學合作任務的復雜性也使得知識在轉移過程中會遇到一定的障礙，即認知障礙。由此可知，在產學合作過程中，由產學雙方制度邏輯差異導致的利益沖突和資訊隱藏行為產生的道德危機實為產學雙方之間“信息流”的隱藏所致；由知識內隱性和任務復雜性所產生的認知障礙實為產學雙方之間“知識流”的流通障礙所致。這兩種障礙同時存在于產學合作過程中，是產學合作障礙的“一體兩面”，共同對產學合作產生負面影響。

三、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認知障礙和道德危機是分別作用于產學合作內、外部的兩種障礙，并且導致其產生的理論基礎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就使得高校管理者在產學合作的管理過程中必須明辨導致產學合作失敗的障礙類型，設計相應的治理機制。對能夠導致產學合作失敗的外部障礙――道德危機而言，就需要把雙方對信息的隱瞞程度降到最低，使大學和企業在合作過程中樂于溝通和交流，讓雙方有意愿坦誠交換彼此的信息，從而減少產學任何一方對信息的隱瞞量。對能夠導致產學合作失敗的內部障礙――認知障礙而言，需要設計能夠促進內隱性知識流動和能夠融合產學合作知識背景差異的機制，提升產學雙方之間知識轉移的功效，進而提升知識接收方（業界）對知識的應用能力。

（一）豐富高校評價機制，落實國家政策需求

由于高校歷來遵從的是科學的“莫頓規范”，即關注科學聲譽的獲取和知識的傳播，這就使得高校的評價機制也主要體現在這些維度上。具體到高校科研人員身上，他們作為一個“有限理性”的個體，在高校評價機制的引導下，其學術生涯道路的發展自然而然會關注科學聲譽的獲取和知識的傳播，從而使得其在產學合作過程中出現諸如提前出版研究成果而導致的道德危機。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對高校管理者而言，落實國家政策需求可以有效解決產學合作中的外部道德危機。比如，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案》中明確規定，“高等院校應當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特點的職稱評定、崗位管理和考核評價制度”、“國家鼓勵高等院校與企業及其他組織開展科技人員交流，支持本單位科研人員到企業及其他組織從事科技成果轉化活動”。對高校管理者而言，可以將科研人員參與產學合作活動的功效納入對其日常的職稱晉升和績效考核中，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參與企業的技術開發和應用，營造一種避免其產生道德危機的外部制度。

（二）增加產學之間知識轉移渠道的寬度

增加知識轉移渠道的寬度有利于增加知識的透明度，對于隱性知識的獲取非常重要[36]，同時也有利于融合產學合作知識背景的差異。首先，增加產學之間人員互動的頻率。原因在于，人員之間頻繁的互動對于產業伙伴獲得“技術”知識非常重要[41]，比如，當產學合作的一個研究項目完成后，企業可以通過聘用該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作為學術顧問，方便解決項目后續應用中因內隱性知識而產生的認知障礙；對產業公司而言，可以和大學合作建立研究室，通過大學研究生在實驗室的學習增加雙方之間面對面互動的頻率，以增加隱性知識轉移的幾率。其次，提高產學合作活動的相容性。合作伙伴之間活動的相容性對于減少伙伴之間因互補性而產生的協調成本具有重要作用[19]。有研究表明，對產業公司來講，雇傭大學研究人員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促進知識轉移的方式[42]；同樣，學界可以通過雇傭具有產業背景的管理知識轉移的人員來提升對知識的認知能力[22]。此外，在產學合作中，出版物被視為是產業創新中最重要的輸出[29]，由此，可以通過在產學聯盟內部定期出版階段性研究成果，使其作為產學之間的一種交流代碼，讓產學雙方認識到彼此的知識需求，從而減少因認知距離而導致的認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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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文／趙文喜 張建軍 桑換新

“十一五”以來，隨著我國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等工作的大力推進，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迎來了巨大的市場發展空間，節能環保產業得到較快發展。黨的十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國務院《“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將節能環保產業列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首，肩負保經濟增長和促經濟轉型的雙重任務；在此背景下，節能環保產業迎來了黃金機遇期，同時在各種有利的技術經濟政策引導下，環保科技創新水平有所提高，各種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不斷涌現，基本涵蓋了從環境污染治理到生態環境保護的各個領域。

然而面對我國日益復雜和嚴峻的環境形勢，新的問題擺在了面前：環保科技成果應用范圍狹窄、與市場需求脫節，不能有效地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產業化；這一方面導致了巨大的污染治理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卻使大量的優秀科技成果少人問津，污染治理進程與環保產業發展面臨困難。我國環保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現狀

為規范和促進環保技術的應用推廣， 《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用技術推廣管理辦法》（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令第4號，1999年6月21日施行）、《國家環境技術管理體系建設規劃》（環發[2007]150號）、《國家環境保護技術評價與示范管理辦法》（環發[2009] 58號）等行政規章和辦法先后被頒發。“十一五”以來，開展的環境保護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水專項和其他科研項目，均將環境技術管理體系建設作為重點領域或內容之一，有力地支持環境技術示范推廣機制形成。通過環保產品認證、環境保護重點實用技術推廣、環保產業創新聯盟組建等工作，一批污染控制、生態保護和環境風險防范的高新技術、關鍵技術、共性技術得到了推廣。截至目前，我國已污染防治技術政策26項，最佳可行技術指南8項，工程技術規范54項，《國家先進污染防治技術示范名錄》和《國家鼓勵發展的環境保護技術目錄》共計8批，在引導循環經濟和環保產業發展，推動我國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在國家政策的導向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環境保護實用技術推廣中心”，開展環境工程咨詢、科學技術中介、轉化推廣等工作；同時積極培育和扶持一批環保技術推廣轉化機構，引導和鼓勵地方各級建立起相應的環保技術推廣轉化中介服務機構，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以社會力量為基本構架的環保技術推廣轉化網絡。此外各地積極創新轉化推廣形式，通過不同規模、主題的展示推廣對接會、研討交流會，新技術培訓、媒體互聯網宣傳等渠道，推動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推廣深入開展。如天津市搭建了節能環保技術推廣交易服務平臺——天津節能環保技術超市，在“美麗天津·一號工程”實施中應用了大量最新的環保科技成果，在控塵、控車、控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推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整體推廣應用水平仍較低。科技部門的研究表明，每年我國省部級以上的科技成果3萬多項中能大面積推廣且產生規模效益的不到15%；專利技術7萬多項實施率僅為10%;科技成果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中的主要問題

環保科技成果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產學研用結合機制尚未完善

目前，作為環保科技成果主要供給源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對市場信息、科研成果價值、應用前景等方面的分析、判斷和作為應用實體的企業相比存在著明顯差異，致使相當多的科研選題與生產實際和市場需求聯系不夠緊密。此外，由于科研成果主要由國家組織鑒定，一定程度上導致科研項目從選擇立項、確定研究的深度與方向到項目的評價等，大都是為了獲取相當級別的學術獎項，科技人員不必花費精力去考慮成果的轉化。而國內大多數環保企業缺乏完善的研發和技術創新體系，且大部分環保科技成果的投資風險高、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轉化周期長，中小企業出于資金和規模的考慮，也缺乏轉化推廣的積極性，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嚴重滯后。

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

在科技成果轉讓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有投資意向的機構找不到投資方向，而有好科研成果的持有人找不到資金進行中試孵化或產品轉化。即使最終實現結合，技術成果出讓、受讓雙方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導致交易中損害另一方的權益；還有因對環保科技成果的評估不當，導致投資規模預設不合理，造成中途資金短缺，致使一方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國環保科技信息傳遞基礎設施及信息技術的利用相對落后，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沒有充分認識到利用廣泛的信息源的重要性，同時還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而這正是科技成果產業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轉化推廣缺乏后續推動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是個商業化的過程，同時具有周期長、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等特點。雖然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鼓勵企業創新，但對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和財政支持創新的微觀引導力度不夠，在缺乏風險補償機制、相關配套政策扶持的情況下，投資機構不愿意承擔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風險，缺乏支持成果轉化推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支撐，導致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的后續推動力不足，進而影響了轉化效率。

技術市場發育不完善，缺乏有活力的中介機構

科技成果的轉化需要技術市場中介的推動。近年來，我國的科技中介服務從無到有，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科技中介基本功能仍不完善，缺乏統一的技術市場網絡和科技成果信息網絡，在服務方向上沒有明確定位，只能起到聯絡溝通作用，無法對成果進行深層次的評估和咨詢。此外，大部分中介機構的從業人員雖具有一定的專業水平，但缺乏金融、法律、財經等方面的知識，市場開拓能力不強，即使促成了交易，企業和個人最后撇開中介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導致中介機構運作困難。同時，由于相關的政策法規體系不健全，使得中介機構處于既沒有政府的規范監管也沒有行業協會自律管理的無序發展狀態，交易的安全和規范問題無法保證，致使社會公眾普遍對中介機構缺乏信任感。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的創新思考

搭建成果展示推廣平臺，實現環保科技成果的全方位展示推廣

建設具備技術推廣、評估轉化、技術咨詢、交易、信息服務、培訓、宣傳等功能的環保科技成果展示推廣交易總平臺，并籌建管理、運營、技術、網絡等專業化團隊。結合區域環保產業發展實際情況，建立相應分平臺，形成展示推廣平臺網絡。將模型、多媒體、場景模擬等新興展示形式應用于環保科技成果的推廣，突出面向市場需求的技術優化組合，將涉及面廣、專業性程度高的環保科技成果立體化、形象化地“翻譯”和“解說”成易于客戶接受的“大眾技術”，提高人們對環保科技成果的認知度。

構筑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

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和現代網絡通訊技術，對科研院所的環保科技成果和企業的環保需求進行全面收集和科學管理，構建成果認證體系；研究和借鑒成功的網上商城模式經驗，建立在線推廣交易平臺，形成與實體平臺相呼應的在線交易平臺，實現及時的網上信息交流、對接洽談、成果交易，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一個形象、簡便、迅速的廣域遠程交易模式。同時要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使用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新傳播媒體手段，實現公眾、企業、政府的互動交流。

創新多層次多維度交易模式

會展交易模式。定期開展不同規模和主題的環保科技成果交易會、對接會、技術難題招標會，為技術供需方提供環保科技成果的展示、對接、交易平臺以及相關咨詢服務，從而推動成果轉化；探索在線會展模式，依托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引導和召集技術、人才、資金、政策等要素的供需雙方在約定的時間內，應用網絡科技手段實現在線溝通洽談，實現同步在線對接。

技術整合（整體解決方案中心）交易模式。通過客戶需求對接方案的研究，將相關環節的技術資源進行集成和整合，形成涵蓋政府、企業的潛在用戶咨詢、成果二次研發、方案設計、裝備制造、工程施工、設施運營、金融投資等成果應用鏈條各環節的全程服務模式，為企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或“交鑰匙”工程服務，實現成果的推廣和轉化。

中介機構服務交易模式。將技術交易轉化成商品交易，以三方契約即“第三方監管”的方式運作整個交易流程：通過與供需雙方分別簽訂協議、設置第三方監管賬戶（繳納定金）等方式主動引導、監管整個交易過程；同時，通過為雙方提供技術診斷、技術咨詢、政策咨詢、資金申請援助等增值服務，促進環保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在線交易模式。以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為主要支撐，構建涵蓋技術評估認證、在線對接洽談、在線合同簽訂、在線支付等鏈式服務的在線交易服務體系，塑造線上資金流、信息流與線下服務流緊密結合的新型技術交易流程規范。

公開拍賣競價交易模式。選擇技術含量高、市場潛力大，能拉升科技成果價格，能吸引企業興趣的環保科技成果探索拍賣競價交易模式，實現科技成果的市場定價，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拓寬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渠道。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不同階段和不同生命周期，風險和收益特征不同，投融資需求方式和數量存在顯著差異，需要多種金融手段的優化組合，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支持體系。在初期，應以財政撥款和政府配套資金為主；在中期，逐步以風險投融資為主；后期主要發展信用擔保、金融信貸扶持，鼓勵技術交易保險等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逐漸規范和完善相應的創業板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為風險投資創造更為便利的退出機制，形成持續支持、風險分攤、進退自如的金融支持體系。

通過上述幾個方面的探索實踐，構建環保科技成果展示與推廣實體平臺和交互式技術成果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形成輻射全國、實體與網絡相結合的環保科技成果展示推廣平臺網絡，從而實現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的持續推廣與轉化。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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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天津市節能環保技術超市）

速度

霍尼韋爾首次集中展示應對空氣污染的核心技術與產品

篇5

一、電力企業經營管理現狀

電力企業在我國的生產和生活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市場中處于壟斷地位，這樣電力企業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獲得較高的利潤。而電力企業的產權制度十分特殊，從屬上級行政單位，無法進行內部資源、財產的自主自由處置，這就導致生產經營十分單一，只是保證電力能源的供應和運作。對電力企業而言，技術十分重要，因此發展前景十分廣闊，在發展方面具有很強的實踐發展潛力。所以在電力企業的經營中，必須充分的發揮資源核心優勢，通過技術的改革推進生產的多樣化，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不斷推進我國國有資產的升值保值，推進電力企業實現健康、穩定、持續發展。

二、電力企業管理經營科學策略

1.創新經營理念在電力企業發展中存在很多的問題，在管理中必須要不斷地進行體制的優化和更新，從而建立先進的法人代表制度，推進全面管理。在管理中，保證責任明確清晰，推進政企分離，提高管理質量。在發展中要結合我國電力系統發展的現狀，研究確定適合區域治理的最佳方式，同時推進獨立核算管理單位與股份制發展相結合的經營方式。通過不斷擴大經濟建設，推進電力企業效益的提高。要加強完善股東、董事會和監事會為領導核心的控制系統，推進管理的創新和發展。電力企業在發展中，需要不斷的完善企業的發展結構，通過合理公平的決策機制，全面推進企業人員的交流和民主。重視無形資產的管理，重視產品質量，通過各種先進的技術，提升企業形象，提高企業附加值。電力資源是一種商品，因此電力單位要改進管理，優化服務，促進電力系統的商業化運作，滿足客戶需要，在經濟調節的基礎上實現管控和發展。2.更新企業控制方法要保證電力企業管理質量，管理模式的完善必不可少。完善管理首先要優化客戶服務，企業的商品必須適合市場的需求，建立適合市場的質電力管控實踐體制，統籌城鄉經營。電力企業的發展，資源分配與企業經濟效益是相輔相成的，隨著電力單位的改革和發展，電氣單位的市場拓展是必然趨勢，所以需要通過管理的優化來實現更好的企業效益，根據商品市場調節規律制定不同階段的電價。此外，還要建立電費同收的管控制度。在當今市場經濟發展大潮下，必須建立公共服務目標，所以電力單位的發展必須具備核心技術，將人力和物力統籌發展，打造電力企業的卓越品牌。在發展中，電力企業必須重視管理和營銷模式的優化，通過具有特色的運作模式來提高社會知名度。從生產工藝開始對電力發展進行管控，完善信息管理，實現集約型技術化發展。電力企業需要通過科學合理的生產和經營，實現自身管理目標。3.全面整合資源電力的單位的資源整合，需要對人力、技術以及材料等都進行那個整合。因此必須重視對電力企業權力結構的改革，優化各類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適應市場需求。電力企業可以通過市場來獲得人力資源，通過科學合理的機制，充分發揮人才資源優勢，擴大企業規模，提高經濟效益。在技術方面，要重視技術資源的升級，實現技術的創新和發展，通過新的技術來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4.提升企業人員素質水平提高企業人員的素質和水平對電力企業是十分關鍵的，在管理中，電力企業必須重視員工素質的培養和管理，將員工作為核心，重視教育和培訓，樹立員工良好的責任意識。對電力企業來說，安全管理是企業經濟效益實現的根本，所以安全控制的設施和方式都要根據安全管理的相關規范來進行。在管理實踐中，必須不斷的推進安全設備運作的優化，推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為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奠定基礎。在發展中，電力企業必須明確安全管理責任，通過不斷探索新的安全管理方式和技術，推進安全管理核心工作。在生產中，明確生產計劃，責任到人，建立責任制度，完善適合電力企業發展的安全管理責任制度，將安全責任和目標落實到每個人，通過科學的劃分，將不同崗位的安全責任進行明確，從而提高電力企業生產安全性，避免出現生產過程中，安全無人管，出現問題無人查的問題。

作者：趙建勛 單位：國網河北阜城縣供電公司

篇6

一、網上征集投票權的可行性分析

（一）成本耗費少

在網上征集投票權的過程中涉及到雙方當事人，一方是作為征集發起人的股東，另一方是作為參與者的股東。股東在決定是否征集投票權以及是否授權的過程中，成本問題是其所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作為征集發起人的股東而言，征集投票權就是爭奪公眾持股公司的控制權。⑵在這個過程中，雖然說相對于股權收購而言，⑶征集投票權成本很低，但是此種路徑在我國成功的幾率也很低，如果征集行為失敗的話，股東展開征集的全部支出就不能轉嫁給公司，完全要自己來承擔。而網上征集投票權則有利于改善此種情況。首先，征集人通過網絡向股東發送征集材料，而不再需要逐個向他們郵寄書面材料；其次，網上征集的高效運作省去了許多程序和步驟，同時也就縮減了大量的人力資本。再次，人力資本的縮減的直接后果是征集人的管理更為有效，溝通更為便捷，由此會導致征集的成功率會大為提高。⑷

從作為參與者股東的角度而言。從理論上說，股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愿意參加股東大會并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夠影響公司的決策。但隨著現代公司的發展，股東為什么怠于行使其表決權？美國學者Robert Clark分析了三個方面的原因，即理性的冷漠（The Rational Apathy），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公平問題（Fairness）。⑸其實，除了以上三個原因之外，成本問題也是股東所需要考慮的問題之一。

（二）交流互動多、信息披露捷

在權征集中，實際上隱含了三重的不對稱關系：一是表決事項和董事候選人是由勸誘者決定，授權人處于被動地位；二是勸誘者對于表決事項了如指掌，而授權人則如霧里看花；三是勸誘者對于授權的后果十分清楚，授權人本人則對投票人的行為缺乏有效的控制。⑹這就表明在權的征集過程中，如果不平衡這種不對稱，股東的授權行為只會導致征集人的權利濫用，并借由此爭奪公司的控制權，廣大小股東成為征集人上位的工具。

網上征集權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此問題。在傳統的權征集過程中，股東只是機械的獲取一些征集人的信息，是否真的能取得那些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他們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作出授權之后，獲得的結果很可能是新信任管理者新一輪的盤剝。⑺而網上征集權則改善了傳統的征集人簡單羅列征集行為給股東帶來的好處，股東機械選擇的模式。

由于權的征集直接關系到控制權，所以說無論是在野股東還是現任的管理層都有可能作為征集人。假設在野股東作為征集發起人開始征集權，其通過網絡，以在任經理人未盡勤勉和忠實義務，因而損害了股東利益為事由。那么在任經理曾同樣可以展開征集，通過網絡媒介回應在野股東的各項質疑，述說自己在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助推公司發展壯大方面的種種具體行動，從而取信于廣大股東。在此過程中，有關公司各方面的信息則會以一種流動的狀態展現在被征集人的眼中，股東可以根據這些信息，憑借自己的判斷進行選擇。

二、網上征集投票權的具體制度設計

筆者在結合我國的實踐和借鑒美國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對我國網上征集投票權的具體制度提出下列建議：

（一）股東身份的認定

在網上征集權的過程中，股東身份的認定具有著重要的作用，它關系到征集人所征集的表決是否有效，付出是否能夠得到回報。

在美國的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方法：一種是常見的密碼認證方式，另一種是數字簽名認證方式。⑻這兩種方式各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前者的方式簡便但是安全性不夠，而后者雖然安全性高，但是操作繁雜且股東耗費的成本高。

在現代社會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化，公司就是競爭的場所之一。因此，在網絡技術不斷更新的今天，通過數字證書來認證股東的身份是必然的。這是正當征集人的需求。但是對于股東而言，其必須考慮到成本的支出和時間的付出問題。目前，數字證書主要應用于網上簽訂合同過程中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而使用的，數字證書的適用是一種商業化的適用，而作為股東而言，他們是單個的個體，使用數字證書的次數也是寥寥無幾，而且數字證書的申請本身就是一個耗時、耗錢的過程，股東都不愿選擇此種方式。那么，如何解決這其中的矛盾呢？筆者建議，無需每個股東都申請一個數字證書，可在市場上建立一個專門提供數字證書的場所，征集股東在征集的過程中申明必須有某某數字證書的簽名，費用有征集的股東交納。

（二）信息披露方式的選擇

征集人對有關信息的披露是股東決定是否做出授權委托的重要依據。

在美國的實踐中，是否通過網絡傳遞信息經歷了三個轉變過程。根據SEC的規定，在最初興起的征集人向股東通過電子方式投遞征集公告，授權委托書和公司年報等資料時必須先征求股東的同意，如果股東不同意接收電子版面的，征集人必須通過郵寄的方式將紙質的相關資料送達股東。該規定看似簡單但是操作起來效果十分不理想。征集人依然通過傳統的郵寄方式向股東送達征集資料，但是資料上注明股東可以通過電話或網絡系統做出投票授權，如果某位股東通過以上兩種方式向征集人做出信息回饋就等于默認接受了網絡傳遞電子版資料，在后續的征集過程中的資料傳遞也就變得簡便了。2005年，SEC對其規則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征集人通過網絡向股東傳遞電子資料無需在經過股東的同意，相反，股東如果需要紙質書面征集資料可以向公司提出要求索取。⑼

借鑒美國的經驗，筆者認為第美國的第三種做法較為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通過網絡披露信息本身即為網上征集權的比較優勢之一，它不僅能夠節約雙方的成本投入，而且為雙方的互動交流提供了平臺。而且此種做法并沒有否認股東的意思自治，即如果股東方要求以書面形式，征集方則必須提供。網上征集投票權與傳統征集方式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在征集人向股東與傳遞征集資料方面的低成本、高效率。但是在征集過程中卻不能一味的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為價值目標，維護股東的利益與意愿、遵守相關的法律規制同樣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在保障效率與降低成本的同時使網上征集行為合法有效。

（三）授權方式及效力認定

征集投票權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獲得股東的表決權授予委托書，根本目的是為了在股東會議上行使該表決權，以實現自己征集投票權的目的。⑽因此，如果征集到的授權委托書是無效的或者是有瑕疵的，那么此舉征集行為則是無益。因此，對授權方式尤其是效力認定的研究也是至關重要的。

授權方式概括而言一共有三種方式：一種就是傳統的現場授權方式，一種是電話授權方式，一種是通過網絡系統授權的方式。作為傳統的現場授予方式，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在傳統的征集投票權過程中，股東在作出授權時要提供一系列的憑證，而哪些是必要證件，以及傳真件和復印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國目前對此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實踐操作中各征集競爭者的做法也都不一致，這就直接影響了征集到的權的法律效力。⑾而網絡系統授權，依照美國的實踐，美國有專門的網站和操作系統供征集人公告、傳遞資料，其同樣是利用相同的系統供股東作出授權。股東登陸該系統后，通過既定的身份認證程序（上文提到過的密碼或安全證書的方式）完成認證之后，便可以進行相關的操作進行授權委托。通過該系統進行的、傳遞征集資料均是有法律效力的，因而股東通過該系統作出的授權委托也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不存在任何爭議。⑿

網絡方式避免了傳統方式效力認定上的不確定性，應當為我國所采取。

三、結束語

網上征集投票權是網絡技術與公司治理相結合的產物，在我國目前的法律中《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對權征集制度進行了零星的規定。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中首次提到了權征集制度，⒀此外，2002年證監會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對于權征集中征集人的資格、征集方式、信息披露等內容作了原則性規定，具有重要意義。⒁此兩條規定都沒有對征集投票權的具體行使方式進行規定，但隨著網絡技術與公司治理的進一步結合，尤其是股東網絡投票的出現，既然股東可以通過網絡行使表決權，奈何股東不可通過網絡授予表決權呢？

注釋：

⑴Richard Morrissery Sullivan& Cromwell LLP, Mandatory internet proxy delivery sullivan & Cromwell briefing, 2008, p(611).

⑵李玲玲：《投票權征集制度研究》，《理論界》2005年第2期，第98頁。

⑶股東取得公司的控制權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征集投票權，另一種是通過股權收購以取得控制權。而收購行為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不是一般股東所能承受的，所以更多的時候他們選擇了征集投票權。

⑷趙士龍：《論股東投票權網上征集》，河北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頁。

⑸Bernard S. Black, Shareholder passivity reexamined, Michigan Law Review,1989, p(1575).

⑹張開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頁。

⑺前注4，第7頁。

⑻Howard M. Friedman,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Cerberspace , ASPEN Publishers, 2007,p(11-33).

⑼Roberta S. Karmel, Voting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or Risk: How should Proxy Reform Address the Decoupling of Economic and Voting Rights, Villanova Law Review , 2010,p(104).

⑽汪顏芬：《股東投票權征集制度研究》，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4頁。

⑾賈環安：《股東投票權征集的法律規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38頁。

⑿前注4，第22頁。

篇7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在新課改理念的推動下，信息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新的教學元素――多媒體的注入，改變了“一塊黑板，一本教材，一支粉筆”的傳統教育模式，適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實現了教育手段的現代化，極大增強了高中政治課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然而，多媒體課件在融入高中政治教學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辯證的評價多媒體課件在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的應用價值。“多媒體課件是指以計算機系統為支撐環境，將文字、聲音、圖像、圖形、視頻、動畫等元素組合于一體，使多種媒體信息建立邏輯連接，集成一個交互系統的計算機教學軟件”[1]。 高中政治課堂借助于多媒體課件開展教學是時展的要求，符合新課改的理念和要求。

1 多媒體課件融入高中政治課堂的優化效能

憑借多樣化的展示方式、形象生動的內容呈現、信息承載量大等優點，當代高中政治課堂可以輕松的為學生創設學習情境，更直觀、具體的展示教學重難點，更好的幫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培養能力，升華思想境界，從而使整個教學效果得到提升。

1.1 教學內容形象直觀，有利于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高中生求知欲旺盛，會受到外界每一事物的吸引。面對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信息時代，心智仍不成熟的高中生還缺乏對客觀事物較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缺乏自身較為完善的道德、價值觀念，缺乏較為準確的判斷、甄別能力。容易受到表象的誘惑，進而影響自身對生活、對學習、對老師的看法。眾所周知，高中政治教學內容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哲學等領域，知識寬泛而抽象，再加上傳統的教學輔助手段落后，技術缺乏，教師很容易以單純的理論灌輸代替學生的能動學習，種種因素導致社會閱歷尚淺的高中生討厭政治課堂，也給人造成了政治課“假、大、空”的印象。而融入多媒體課件教學手段的高中政治課集圖、文、聲、像于一體，化枯燥為生動，化抽象為具體，化復雜為簡單，具有更強大的表現力，更能吸引教育對象的注意力，調動其學習領悟高中政治理論的主動性，更好的切合了高中生的生理特點。

1.2 內容展示豐富多彩，能夠拓寬學生的視野. 以前那種傳統的邊講解邊板書的模式費時費力，面臨著教學內容與課時安排的沖突，往往達不到很好的教學效果，更加不適應當今時代以及新課改的要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學生獲取信息不再單純的來自于教師，這也挑戰著教師的教學水平與權威，于是多媒體課件展示教學內容呼之欲出，多媒體技術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能夠在短時間內展示大量的教材內容和課外拓展知識，不僅有助于教學重難點的突破，而且通俗易懂，印象深刻。在多媒體的輔助下，教師可以跨越古今，引經據典廣泛搜集信息，無形中拓寬了學生的視野。

1.3 觀點引入潛移默化，便于增強學生對政治理論的認同度.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商業化、泛娛樂化的社會環境中，高中生每天接觸著方方面面的消息，甚至有些人出現了信仰危機。作為高中政治教師，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要注意的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防止信仰危機甚至和平演變，防止腐敗思潮對政治理論的“稀釋”。對于這個問題，列寧的話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他曾說“庸俗化和嘩眾取寵絕非通俗化，通俗作家應該引導讀者去深入的思考、深入的研究，他們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用簡單的推論或恰當的例子來說明從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結論，啟發肯動腦筋的讀者不斷的去思考更深一層的問題。”[2]多媒體教學輸入輸出手段的多樣化導致教師角色的轉變，當代政治教師的任務就是創設合適的情境，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與探究，從小材料中領悟出大道理，激發學生內心情感，成為一個真正的“四有”新人。前蘇聯著名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情感―這是道德信念、原則性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沒有情感，道德就會變成枯燥無味的東西，只能培養出偽君子。”[3]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學中要善于調動學生的情感，由“要我學”變成“我要學”，達到以情動人的積極效應。

2 多媒體課件融入高中政治課堂的路徑創新

針對多媒體課件與高中政治課教學的融合所產生的雙重效應，我們應該慎重對待，因勢利導，發揮二者融合的最佳效益，提升政治課教學效果。

2.1 整合傳統與現代教育手段，突出針對性和實效性.實踐證明，多媒體課件并不是唯一、全能的教學手段，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方式因材施教，在比較中分析、在分析中鑒別、在鑒別中選擇，促進政治教學的時效性和針對性。為了更好的實現教學目標，教師在制作多媒體課件時，應當遵循以下原則：（1）“三貼近”原則。既要遵循思想政治課教育規律，又要注重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選取學生身邊常見的案例素材，循序漸進，寓教于樂。（2）重點突出原則。多媒體課件制作是一個材料篩選、邏輯加工的過程，課件展示不是教材內容的原貌呈現，因此，教師要恰當的處理重難點內容的突破，我們要廣泛搜集、認真篩選材料；對于簡單知識，只需點到即止。倘若眉毛胡子一把抓，容易分散學生注意力，顛倒主次，達不到預期教學效果。在課堂講解呈現教學內容時，要注意多媒體展示和傳統教育方法的交互使用，教師應注重與學生的互動，多用啟發式教學、探究式教學以及講解式教學等多種手段，充分調動學生的眼、腦、耳、心等各種感官，促進政治理論的理解。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從聽覺獲得的信息能夠一次性識記得只占15%，從視覺獲得的信息能夠識記的占25%，而兩者同時運用就能識記信息量的65%。

2.2 加強教師隊伍多媒體操作培訓，提升教師素養.多媒體教學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教師自身的素養，一方面，高中多媒體教學開展時間不長，教師缺乏經驗積累和信息意識；另一方面，缺乏對教師隊伍的常態化培訓和激勵機制，特別是缺乏多媒體教學的政治專家的專業指導，大部分教師都是自己摸索，教師素質提升水平有限。因此，高中學校應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的原則，鼓勵教師走出去深造和請專家來校交流指導，想方設法提升教師的多媒體教學水平。

2.3 注重師德修養，塑造教師人格魅力.高中政治教學除了傳授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活動，它是通過教育者對教育對象的品德塑造活動。這種品德塑造活動，以教育形式為手段，同時更以人格感染為手段，且教育形式的效力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教育者的人格形象對其所宣講的教育內容的印證、實踐程度[4]。任何教育內容、規章制度、任何教育輔助工具，不論如何完美，都不可能在教育工作中代替人格的作用，為人師表正是如此。與物化的多媒體課件相比，教師的人格魅力以其真實的特點，發揮著持久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正所謂“親其師，信其道。”而教師的人格魅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優秀的教師人格需要具備以下幾點：淵博的知識、優秀的品德、身體力行的道德典范、愛護學生的真心以及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園丁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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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322頁

[3] 單冠初、蘇令銀：《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大眾化研究》，中國時代出版社，2009.171.

[4] 玄武、駱郁廷：《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比較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篇8

引言

戰略聯盟的治理機制是對聯盟進行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聯盟資產類型對聯盟治理機制的影響特別是結合資源基礎觀，在動態不確定環境的影響下的研究還比較少。聯盟是資源的集合體，從資源基礎觀的角度出發演繹資產類型的概念和維度是較為合理的。具體而講，可以把資源劃分為知識類資產和所有權類資產，不同類型的聯盟資產需要不同的治理機制（G. Hoetker，T. Mellewigt，2009）。

聯盟資產類型對聯盟治理機制的影響還受到動態變化環境的影響。技術不確定性、市場不確定性、內部不確定性是聯盟所面臨的主要變化環境。在選擇聯盟治理機制時，由于動態不確定性的存在，為實現聯盟目的，聯盟管理者要具有戰略靈活性，這種戰略靈性還會影響聯盟企業投盟中的資產類型。本文主要研究在動態環境下聯盟資產類型和聯盟治理機制之間的關系。

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

（一）聯盟治理機制

聯盟治理是指設立一種機制，使參與聯盟的成員企業能更好地行使職責，避免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降低交易成本，維持聯盟的穩定性。目前對聯盟治理的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兩個層面展開：一是正式治理機制；另一個是關系治理機制。正式治理機制包括簽訂詳盡的法律契約條款，專用性資產投資以及與交易屬性匹配的聯盟治理結構。聯盟成員通過法律契約規范彼此的行為，訂立計劃，明確彼此的權力與義務等（Poppo，Zenger，2002）。和正式治理機制相對應的治理機制是關系治理機制。關系治理機制包括信任、聲譽、非正式溝通等，這種治理機制適用于交易不確定性和交易環境風險程度高，交易主體具有高信譽、豐富的網絡經驗、對稱的談判地位和風險分擔態度的情形，主要依靠私人關系和密切溝通等非正式的社會治理機制來發揮作用（Langfield Smith， K， D Smith，2003）。聯盟成員的聲譽以及愿景等會對聯盟的治理產生一定的影響，伙伴間的溝通和激勵也極其重要（Garwal R.A.，Croson R，and Mahoney J，2010）。Kale et al.（2000）認為聯盟企業在聯盟的過程中，投入的關系資本、對沖突的控制能力等對聯盟過程中知識的學習和關鍵資產的保護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據環境不確定性、聯盟資產類型以及前人的研究，把聯盟的治理機制分為關系治理機制和正式治理機制。

（二）聯盟資產

目前對于聯盟資產的研究主要是從交易成本理論和資源基礎觀兩個角度出發。其中，交易成本理論根據資產的專用性程度，將資產劃分為專用性資產、通用性資產和混合型資產。資源基礎學派則認為企業 是由不同資源組成的集合體，資源基礎觀的代表人物Barney（1991）把企業的資產劃分為實物資產、人力資源資產和組織資產。Miller和Shamsie（1996）根據企業資源被模仿的時候受到的障礙的性質的不同，將企業的資源劃分為基于產權的資產和基于知識的資產 。Teece和Pisano（1997）將資源劃分為技術資源、制造資源、與顧客相關的資源和財務資源。Das和Teng（2000）根據資源是否受產權法的保護，將企業的資源分為所有權類資產和知識類資源。史會斌等（2008）將聯盟資源劃分為金融資源、技術資源、物質資源和管理資源。Hoetker等（2009）根據成員企業投盟的資產的結構，將聯盟中的資產劃分為知識類資產和所有權類資產。本文也將聯盟中的資產類型劃分為知識類資產和所有權類資產。

知識類資產是指企業中無形的經驗和技術等，例如市場營銷的技能、客戶服務專門技術和商業機密等。這些資產的產權并不明確，泄密屬性比較突出，很難通過法律的途徑進行保護。隨著聯盟的不斷進行，聯盟成員間除了會訂立契約外，非正式溝通也會不斷地增多。這種非正式溝通由于省去了大量的繁雜的程序，大大地降低了治理的成本。聯盟也可以被看成是以信任為基礎的關系契約。聯盟過程中可能會由于伙伴機會主義行為而產生低效率的聯盟，為了不失去伙伴的信任，企業也會選擇降低機會主義行為，提高自己的聲譽。考慮到這種情況，企業投入知識類資產時可以減少對伙伴機會主義行為的憂慮。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聯盟中投入的知識類資產與關系治理機制成正相關關系。

所有權類資產是指聯盟中產權歸屬明確，受到法律保護的資產，包括諸如廠房、機械設備、資金等。這類資產使用關系治理機制進行治理時，關系治理機制的法律效力較低，缺少強制作用，聯盟成員可能會由于僥幸心理，并不會投入事先商定好的所有權類資產，或者是出現“敲竹杠”的行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聯盟中投入的所有權類資產和關系治理機制成負相關關系。

（三）不確定性

引起聯盟的不確定的因素有很多，聯盟所處的市場、政府政策、技術的復雜度以及合作伙伴的不確定性，都會引起聯盟中不確定性的變化。聯盟在選擇治理方式時面臨的主要的不確定性是技術不確定性、市場不確定性和內部不確定性。

技術不確定性是企業在進行聯盟時來自技術、產品或者服務本身的不確定性，主要包括技術研發的投資成本、時間成本、技術應用和商業化等的不確定性，不僅與已知科學知識和技術規范有關，同時和尚未被探索的技術經濟問題也有關系。傳統的文獻一般把技術不確定性歸結為開發成本函數的不確定性。實物期權理論中的技術不確定性一般是指創新是否成功的不確定性（梅德強、龍勇，2010）。一項技術的成功除了包含技術本身成功的可能性外，還有實現商業運行的可能性，這其中的每一個過程本身成功的概率都很低。對于技術的不確定性，一旦遇到可能的失敗，采用較強的正式治理機制進行控制，就不能快速地采取措施停止或者改變創新。關系治理機制能很好應對這種情況，技術研發人員之間的非正式溝通，可以快速應對不確定情況的發生；另外，技術的開發過程之中，技術人員是技術研發的關鍵因素之一，通過靈活的激勵方式，也可以促進技術的成功；再者，情景的規劃是應對不確定的方法之一，面對技術的不確定性，通過對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行規劃，可以減少聯盟因固守陳舊戰略而面臨更多的不利情況。龍勇（2011）指出當聯盟所處的產業的成熟度較低時，面臨的環境不確定較大，聯盟管理者傾向于使用關系治理機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技術不確定性與關系治理機制成正相關關系。

市場不確定性主要和消費者的需求以及宏觀市場環境有關，主要包括市場競爭，消費者偏好，國家政策等。對于這種不確定性，較強的正式治理機制是難以適用的，正式治理機制的流程相對比較復雜，很難適用于變化的市場不確定性（Havenaar M，Hiscocks P，2012），所以合理的有彈性的治理機制就更加合適。建立一個富有彈性的聯盟能夠迅速對市場和環境的變化做出反應，對較高的市場不確定性進行有效緩沖。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市場不確定性與關系治理機制成正相關關系。

聯盟的內部不確定性越大，即合作伙伴行為不確定性越大，企業就越傾向采用強的正式控制，通過較為嚴格的層級治理結構和正式的規章制度能夠有效地減少合作伙伴的機會主義行為。黃玉杰等（2007）認為當聯盟中存在較大的伙伴機會主義行為時，聯盟傾向于采用股權聯盟模式。在不確定合作伙伴的行為時，盲目采取信任的治理機制，會為機會主義行為帶來很大的空間。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內部不確定性和關系治理機制成負相關關系。

將技術不確定性、市場不確定性和內部不確定性放在一個復雜系統考慮，可以刻畫出不確定性環境與聯盟治理機制關系的假想圖（如圖1所示）。

當聯盟中存在較大的內部不確定性時，為了達到對內部不確定性的有效緩沖，聯盟管理者傾向于采取較強的正式治理機制。內部不確定性為伙伴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溫床”，這最終又會進一步影響所有權類資產與關系治理機制之間的關系。在聯盟中投入較多的所有權類資產時，聯盟管理者傾向于采取正式治理機制；當聯盟面臨較大的內部不確定性時，也會傾向于選擇較強的正式治理機制。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6：內部不確定性加強所有權類資產與關系治理機制成負相關關系。

隨著聯盟所處環境的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的增加，聯盟失敗的可能性也會增加，這時候聯盟投入較多的所有權類資產就會面臨財產損失的風險，這使得聯盟成員變得保守和謹慎。此時的聯盟傾向于投入更多的知識類資產，因為此時面臨的財產損失的可能性就會相對較小。聯盟管理者往往也會選擇更富有彈性的治理機制，以應對可能發生的無法控制的高度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7：技術不確定性加強知識類資產和關系治理機制成正相關關系。

H8：市場不確定性加強知識類資產和關系治理機制成正相關關系。

樣本與變量的選取

（一）樣本選取

本文所選取的樣本主要來源于課題組于2009年11月到2012年5月期間在陜西西安、重慶、廣東深圳等地的調研。前期主要采用上門調研和企業訪談為主的形式，通過與企業管理人員的面對面交流，獲得第一手資料數據。后期主要是針對學院的MBA和EMBA學員進行問卷調研。所調研企業所屬行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及新醫藥、專業設備制造、化工產品、金屬制品制造業、電子信息與節能技術等領域，每個企業為一個樣本。所選取的地點的產業結構和環境都有著比較大的區別，能夠很好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題。本次調研一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問卷214份，回收率為42.8%。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和結果的可靠性，筆者對回收問卷進行了篩選，最后整理有效問卷為172份，有效率為34.4%。

（二）變量選取

關系治理機制和正式治理機制采用Das和Teng（1998）對正式治理的衡量指標。知識類資產和所有權類資產參考Hoetker等（2009）的指標。市場不確定性和技術不確定性參考Desarbo等（2005）的度量指標，內部不確定性采用Brown（2000）的指標。聯盟經驗、資產專用性被認為會影響聯盟的治理機制，作為本文的控制變量。

方法與結果

本文中的數據采用SPSS18.0軟件的二項式層級邏輯回歸模型對聯盟治理機制進行分析（見表1），各變量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這表明相關矩陣中各變量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1是層級回歸結果。模型1是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模型1是顯著的（p

結論及討論

首先，研究結論表明，投盟中的資產類型對聯盟治理機制的選擇有影響，知識類資產與關系治理機制成正相關。研究聯盟資產類型對聯盟的治理機制的影響以及對聯盟的治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聯盟中投入的知識類資產較多時可以選擇更多的關系治理機制，而當所有權類資產較多的時候，較多的正式治理機制更適合聯盟。這可能是由于關系治理機制具有更大彈性，而知識類資產很難明確產權歸屬。

其次，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較高時，合理的關系治理機制更適用于聯盟治理，內部不確定性較高時，合理的正式治理機制更適合聯盟治理。而且，內部不確定性、技術不確定性會進一步調節聯盟資產類型對聯盟治理機制的影響程度，具體表現為內部不確定性加強所有權類資產和關系治理成正相關，技術不確定性加強了知識類資產和關系治理機制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隨著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政府對經濟轉型的實施力度逐漸加大，歐債危機的陰霾繼續籠罩在世界經濟的上空，我國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也在不斷加大，因此，聯盟在選擇治理機制的時候要考察聯盟所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重點關注技術不確定性較大時向聯盟中投入何種類型的資產，并盡量防止伙伴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由于內部不確定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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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Vol.17

篇9

（一）積極影響

一是旅游業是民俗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是展示與宣傳民俗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當地政府和人民對民俗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開發意識，豐富了旅游資源，使旅游內容更加多樣化。二是旅游業的發展也會帶動民俗文化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民俗文化與旅游業相結合的旅游方式也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旅游業與民俗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可以弘揚當地民俗文化，增強當地人民的文化自信。

（二）消極影響

一是旅游業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使民俗傳統文化面臨挑戰。二是外來文化會對當地傳統文化帶來負面影響。三是民俗傳統文化發展的外部環境會受到干擾。

二，民俗文化的變遷對旅游業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一是旅游業和民俗傳統文化的結合不僅使當地珍貴的民俗文化資源得到人們的重視和保護，還使得當地旅游資源更加豐富。安陽的民俗文化真實地表現出了當地鮮明的旅游特色，增強了旅游競爭力。二是民俗文化豐富了旅游業的內容和文化內涵，提升了旅游的層次，提高了旅游吸引力。三是民俗文化帶動旅游經濟的發展，不僅帶動了旅游業的發展，更對當地經濟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二）消極影響

一是由于部分當地居民文化保護意識薄弱，年輕一輩對民俗傳統文化缺乏興趣，使當地民俗文化的傳承面臨危機，對當地旅游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二是民俗文化商業化和庸俗化會嚴重干擾民俗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甚至過度的旅游開發會導致民俗文化的遺失和滅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

文獻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鑒別、整理文獻，并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事實的科學認識的方法，是一種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學研究方法。在本次研究過程中，筆者充分研讀了崔鳳軍的砜景旅游區的保護與管理》、烏丙安的《民俗學原理》、鐘敬文的《民俗學概論》等書，這些書籍對研究都有很大幫助。

（二）調查法

調查法的主要特點是，以問題的方式要求被調查者針對問題進行陳述的方法。根據研究的需要，可以向被調查者本人做調查，也可以向熟悉被調查者的人做調查。此次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是具體的人或物，而是一種具體的現象，所以設計了一個問卷調查，了解人們對這一事物的看法。

（三）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是指對某一個體、某一群體或某一組織在較長時間里連續進行調查，從而研究其行為發展變化的全過程，這種研究方法也稱為案例研究法。本次研究以安陽為個案，通過研究安陽旅游業發展與民俗文化的傳承保護狀況，找出現代旅游業與民俗文化結合過程中面臨的共性問題，為旅游業發展與民俗文化的結合找出一條可行之路。

四、調研過程

一是通過資料查找、網上文獻查閱等方式找出有關“旅游業的發展與民俗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的材料，對課題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二是制訂調研計劃，確定行程，明確到安陽要進行調研的地點，比如殷墟博物館、紅旗渠風景區等地。三是進行問卷調查。根據已經掌握的初步情況進行分析，然后設計問卷調查表，進一步了解民眾對旅游業發展與民俗文化傳承保護的看法。

五、民俗文化傳承與保護的建議和措施

（一）加強政府主導，合理開發利用

一是防止過度開發導致民俗文化破壞嚴重，降低民俗文化吸引力；二是不片面追求經濟利益，使民俗文化發展出現商品化、庸俗化，扭曲其原始性；三是注重保護本地民俗文化，減少外來文化和現念的沖擊。采取“政府主導十企業運作十社區居民監控”等管理模式，使民俗文化煥發出新的活力與生機。

（二）培育地方特色，樹立品牌文化

就地取材，依靠當地固有資源，統籌考慮當地的自然經濟條件，以“人o我有，人有我優”的原則，開發出獨具特色的民俗旅游產品，培育地方特色，樹立品牌文化。堅持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個性，在保持民俗文化原生態的基礎上，樹立特色品牌。突破傳統民俗單純的看表演、看古建筑等形式，整合地方資源，深入挖掘民俗特色，給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三）采用合理的模式，開發民俗資源

一是集錦薈萃式。它是將散布于一定地域范圍內的典型民俗集中于一個主題公園內表現出來，如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和美國佛羅里達州錦繡中華集中表現了中國的民族民俗文化，其優點是可以讓游客用很短的時間，走很少的路程就領略到各地的民俗文化，其缺點是在復制加工過程中會損失很多原有的民俗文化內涵。

二是復古再現式。它是對現已消失的民俗文化通過信息搜集、整理、建設、再現，讓游客了解過去的民俗文化。如杭州和香港的宋城，無錫的唐城也屬此類。

三是原生自然式。它是在一個民俗文化相對豐富的地域中選擇一個最為典型、交通也比較便利的村落對旅游者展開宣傳，以村民的自然生活生產和村落的自然形態為旅游內容，如廣東連南三排瑤寨，其優點是投資很少，讓游客有真實感，能自然與當地居民交流，缺點是難以將旅游開發的利益公平分配給村民。

四是主題附會式。它指將民俗文化主題與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業設施結合起來，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如蘇州名園“網師”近期推出的“古典夜園”活動，游客可以領略蘇州園林在夜景下的意境。

五是短期表現式。其一，出于民族民俗傳統的節慶活動，如蒙古的“那達慕”大會等；其二，流動性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動，如貴州組織民間表演隊到國外演出松桃苗族花鼓等。

（四）加強文化保護，健全法規制度

建立旅游、公安、交通、工商、質監、安監、環保等部門聯動執法機制，加強當地民俗文化旅游市場的治理整頓，切實維護旅游者合法權益。突出抓好旅游安全工作，建立旅游突發事件快速反應機制，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加強旅游法制建設和法律政策研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五）加強隊伍建設，培養專業人才

目前，各地民俗旅游市場存在開發模式單一、雷同現象嚴重、規劃不科學、經營模式滯后、服務質量低、服務不到位等諸多問題。其關鍵在于缺乏民俗旅游專業人才，因此，要切實加強旅游人才隊伍建設，引進培養民俗旅游專業人才。

（六）積極探索創新，發展民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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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首先制定政府采購的政策目標，選定重點扶持的產業及核心技術，確定扶持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行業類型，一般來說，科技型中小企業主要從事的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都是政府當前鼓勵發展的行業。政府采購政策可采取強制型和引導型兩種方式，將采購對象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簡稱中小企業）傾斜。強制型一般是指政府法律及法規規定，在采購份額中必須有一部分保留給中小企業，引導型是指政府在采購過程中給予中小企業更多的優惠和機會，或者部門采購中小企業科技型產品將得到更多便利。一般中小企業是通過區域內集群發展或與大企業配套發展實現要素的整合，采購過程中鼓勵多個中小企業跨區域協作聯合研發，將加強企業間聯系和促進產業集聚。中小企業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相對缺乏，采購過程中鼓勵其與相關高校或科研機構建立產學研合作機制，將增強企業的研發能力。

（二）政府采購的類型和特點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激勵

按照政府采購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政府采購的類型分為四種：一種是常規性采購，公共部門購買非研發要求的產品，但是，在招投標過程中考慮創新標準，屬于“溫和促進型”。第二種是戰略型采購，公共部門規定采購的具體技術或服務，此種技術采購與部門政策聯系緊密，將有利于中小企業核心技術研發。第三種類型不同于采購商品和服務，公共部門直接購買研發以支持政府活動及相關決策。也是一種商業化前研發采購，政府并不一定要購買研發的產品和服務，美國跨部門的中小企業創新計劃（SBIR）就是充分運用了此種方式。這種以創新為導向的公共采購方式降低了科技型中小企業在發展早期階段的金融風險。第四種政府不僅完成采購任務，同時支持私營部門對創新產品的購買。當創新產品的最終使用者是私營部門時，政府可采取直接補貼采購者的方式促進新產品的應用，此種方式有利于鼓勵國家戰略性行業科技型企業發展。政府部門可同時采用多種方式采購中小企業科技型產品，促進企業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和其他創新過程。

（三）政府采購的時機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生命周期

Galbraith（1982）首次提出六階段的科技型企業生命周期模型，分別為第一階段，原始證明階段（proof-of-principlestage）；第二階段，原型階段（prototypestage）；第三階段，模型工廠階段（model-shopstage）；第四階段，啟動階段（start-upstage）；第五階段，自然成長階段（naturalgrowthstage）；第六階段，戰略動機階段（strate-gicmaneuver-ring）。在整個生命周期階段內，技術創新都是科技型中小企業關注的重點，都需要外部的相關支持，但是，也有發展的瓶頸和關注點的差異，更容易受到發展限制，政策支持必不可少。在原始證明、原型、模型工廠和啟動階段，以供給類如公共科技投入、示范工程等政策干預為主，也可以采用政府采購中小企業研發活動的方式，以降低企業研發風險和成本，提高公眾對此類技術的認知度，初步試探市場對新技術的接受度，為種子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新技術應用提供市場檢驗。在自然成長階段和戰略動機階段，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關鍵技術已突破，并產生了主導技術設計，也經受住了前期市場的考驗，政府采購中小企業產品和服務將極大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

（四）政府采購政策、法規、程序及服務與科技型中小企業參與政府采購的積極性

科技型中小企業參與政府采購的積極性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一是中小企業申請政府采購的程序是否便利，影響企業的參與成本。二是中小企業在申請政府采購過程中是否有相關部門的協助和指導。三是中小企業參與采購過程中信息是否對稱。四是是否有更便捷的咨詢等服務。因此，可通過制定便利的程序，降低參與成本；提供協助指導與咨詢服務，制定優惠政策及相關法規，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參與積極性。

（五）政府采購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產品供給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

主要矛盾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采購所指向的產品需求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產品供給之間的矛盾。二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產品是否符合相關采購法的質量及性能標準。三是《政府采購法》、《招標投標法》等法規及實施細則之間的矛盾，阻礙中小企業參與政府采購。政府采購應向科技型中小企業適當傾斜，解決上述矛盾，為中小企業參與政府采購提供良好的環境與通道，消除政府采購政策、法規中對中小企業參與采購的阻礙因素。

二、發達國家利用政府采購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經驗

美國、澳大利亞、德國、荷蘭和英國等國紛紛制定“創新導向的政府采購計劃”，充分發揮政府采購的政策效力，利用政府采購促進創新，推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發達國家在制定政府采購規劃時，根據本國中小企業發展的階段及特點，充分發揮政府采購的導向功能，將創新標準引入具體的采購項目中，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一）從為公共部門提供技術解決方案著手，鼓勵中小企業進行用戶導向的應用型創新

例如，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中小企業市場驗證項目（MVP），中小企業的研發投入旨在為公共部門提供技術解決方案，主要目標是將創新性采購文化融入政府部門，刺激和支持國內企業創新活動，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水平。MVP通過研發投入和市場驗證推進政府與商業部門之間的緊密聯系，促進研發項目的商業化和用戶導向的應用型創新。此項目包括三個階段：技術需求分解細化階段、可行性研究階段和概念論證階段，涉及兩個利益主體：政府部門和中小企業。MVP要求政府部門明確其技術需求，并在此基礎上廣泛征集具體解決方案，中小企業優先享有承擔項目的機會。MVP項目實施效果良好，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由于項目是非強制政府部門給予中小企業保留采購份額，公共部門在采購過程中可能會過于考慮成本，采購人員也因風險規避而不采購中小企業產品，因此，項目一方面要求采購部門明確技術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市場創新、獎金激勵（必要的時候使用）等方式鼓勵中小企業參與。二是項目的核心是充分激發公共部門和中小企業的參與興趣，因此項目主要采用技術拉動機制，參與主體對特定研發創新的需求將拉動新技術的市場化。第三，中小企業在實施項目過程中，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他們可以將相應的技術進行商業化，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政府保留使用解決方案的權利。

（二）從公共部門采購中小企業科技型產品的障礙著手，制定并調整項目和政策方案

例如，韓國自從1996年就開始實施《中小企業科技產品公共采購的新技術采購保障項目》，2005年項目作了相關修訂。最初政府從中小企業購買科技產品的比例還不到采購總量的3%，項目實施效果不佳。韓國相關部門調查總結，項目實施不力的主要原因如下：①缺乏立法約束，②新技術認證才實施兩三年，缺乏產品性能認證，中小企業很難從中獲得認證。③審計監察署主要關心項目采購是否符合相應的采購程序。采購部門更傾向于公開招標的方式采購，以避免可能出現問題，中小企業很難從招標中獲得采購合同。2005～2006年項目基于以上問題進行了修正，修正的內容主要體現在：①為中小企業產品引入保險機制。②調整性能認證系統。③建立推進中小企業技術產品采購的相關部門。通過提高政府采購中小企業技術產品的目標比例體系，規定新產品的20%必須從中小企業購買，提高公共采購的有效性，具體如表1所示。2005年政府采購達到9.3%，2010年已超過10%，金額達到約19億美元，是項目修正前的3倍，項目實施效果顯著。

（三）利用商業化前采購培育種子期科技型中小企業

美國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英國小企業研究促進計劃（SBRI）等都運用商業化前采購（pre-commercialprocurement）方式培育科技型中小企業。例如，在可行性研究階段，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都分別給予10萬美元、15萬美元和10萬澳元的資助。在企業發展階段，針對具有商業化潛力的項目，在美國獲得1～2年最高75萬美元的資助，在英國可獲得39萬美元～160萬美元的資助，在澳大利亞高達上千萬澳元。企業進入發展期后轉向采購計劃或從其他投資者獲得另外資金。

（四）確定新興技術及戰略發展領域，制定有條件的中小企業研發促進采購項目

例如，韓國政府確定政府扶持的核心技術及新興產業，例如，新能源等，若特定組織機構（包括政府、公共機構或私營機構）購買中小企業新技術產品和進口替代產品，韓國中小企業署將提供內部研發（domesticR&D）費用資助。根據項目參與主體差異，政府承擔不同比例的資助，對于私營項目政府提供55%研發費用資金，采購機構20%，公司承擔25%；合作項目，政府承擔50%，采購機構25%，公司承擔25%。由國內買方例如大集團或者公共機構發起的先導項目，并通過認證程序，將獲得5億韓元，發展期必須不長于2年。如果是較高的經濟可行性且成功率高的先導項目可以獲得相關部門的聯合資助。實用價值強的項目，如果新產品開發是由國外買方訂購，將獲得優惠信貸，政府也會資助成本的50%，但上限是1.5億韓元，發展期在一年以內。2002～2009年間，韓國政府共資助1499億韓元（約合1.4億美元），共計889個項目。項目支持的中小企業技術水平明顯提高，技術差距不斷縮小。

（五）強制性保留從中小企業采購的份額

美國制定《小企業法》資助和保護小企業，相關法律專門規定政府的整體目標是小企業每年獲取的政府采購主合同金額不少于總合同金額的23%，聯邦政府1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必須從中小企業采購。法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預留15%的公共采購基金，也就是說，如果每年有100萬歐元的公共采購資金，將為創新型中小企業預留15萬歐元。2006年韓國相關法律規定，政府從中小企業的采購份額要達到10%。

（六）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公共采購便利和法律保障

美國政府制定長效的實施保障體系促進小企業創新發展：一是制定并修訂《小企業法》等專門法律，保障小企業每年獲取的政府采購份額，并為小企業提供一系列便利措施。1994年頒布《聯邦采購簡化法》簡化政府采購程序，將政府可使用簡化采購程序的上限由2.5萬美元提高到10萬美元。二是制定詳細的聯邦采購條例（FederalAcquisitionRegulation），對聯邦政府采購產品提供實施指導。三是設立小企業管理局（SBA），是直屬的聯邦政府機構，各州設立小企業辦公室，幫助小企業獲得法律規定的政府采購份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MVP團隊為中小企業提供標準合同、法律咨詢等服務。

（七）構建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網絡平臺，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

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中小企業市場驗證項目（MVP）實施過程中，2/3進入項目提議階段（proposalstage）的中小企業都有與其他中小企業、大學及研發機構合作的意愿。在調查的20家承擔可行性研究項目的中小企業中，有12家企業與其他研發組織機構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為此，維多利亞州創新、產業和區域發展署專門建立中小企業數據庫，構建創新網絡平臺，鼓勵中小企業找到與項目研發匹配的合作伙伴，共同促進具體領域的研發和戰略制定。MVP是全程資助項目，對中小企業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信息平臺的構建不僅提高了項目的成功率和資金的使用效率，也促進了公共部門、企業與學術界的交流。

三、對我國利用政府采購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啟示

（一）完善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政府采購的法規與制度

我國在政府采購方面的法律體系還非常不健全，政府采購只是單純的財政支出控制手段，需要向兼有財政支出治理和國家宏觀調控雙重功能轉變，進一步發揮政府采購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功能。積極采購中小企業的產品還主要停留在目標、原則指導上，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并沒有相關說明，政府采購政策中沒有明確的創新導向，也沒有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指導操作層面。建議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相關法規中，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扶持的范圍、優先次序、扶持力度等作出明確規定，對政府采購程序、方法、效果評價方法、審核和監督方法等作出具體規定。建議增加“為科技型中小企業預留采購份額”條款，效仿美國制定詳細的采購實施操作規則，確保實現科技型中小企業參與政府采購的份額目標。盡快公布創新產品采購目錄，明確國家創新導向和政府技術需求，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政府采購競標。盡快制定《政府采購咨詢專家管理辦法》等配套法律法規，充分考慮科技型中小企業訴求，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購制度。

（二）多樣化采購科技型中小企業產品和服務

我國應積極采用多種采購形式，擴展采購范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購產品中優先考慮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型產品和服務項目。二是依據企業發展階段劃分，在原始證明、原型、模型工廠和啟動階段，采取商業化前采購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活動給予支持。三是在新興技術及重要的戰略發展領域，制定有條件的中小企業研發促進采購項目。效仿韓國根據采購主體的差異，政策給予不同比例的資助。

（三）明確科技型中小企業認證，建立中小企業科技型產品性能認證和保險制度

我國在政府采購過程中有兩個傾向：購買國外廠商的產品和國內知名大企業產品，小企業產品常遭受品牌、質量和性能等方面的歧視而被拒之門外，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矯正政府的采購傾向：一是制定科技型中小企業認證標準，由當地科技部門組織相關機構認證，將符合條件企業納入政府采購供應商數據庫。例如，天津已先行先試，2011年開始建立科技型中小企業政府采購供應商庫，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掌握核心技術和創新活躍的企業納入其中，在政府采購中優先考慮。二是積極制定符合科技型中小企業產品的性能認證和保險體系，對符合質量、性能標準的中小企業科技型產品優先考慮。三是制定買方免責條款，政府工作人員采購符合性能認證等條件的科技型產品給予免責。

（四）從單一支持企業擴展到重視產學研合作、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培育

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有技術、人才、資金等各方面需要，單獨依靠自身力量很難完成復雜前沿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因此，在采購過程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等進行產學研合作，鼓勵各方主體形成聯合體，共同申請政府采購項目（在聯合申報向中小企業傾斜的政府采購中，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協議合同金額與聯合體合同總金額占比需達到一定比例）。政府采購中充分考慮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成長和升級中的關鍵技術和配套技術瓶頸，以及地方重點優勢產業整個產業鏈條設計與關鍵配套技術需求，支持地方優勢產業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的研發創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