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鞍凑盏恼撌?，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盵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盵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盵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坝愑颍局袊粡姟闭f，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啊睹魇贰吩疲骸ㄠ嵑痛牐┦走_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盵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鹿汆嵑蛶状纬鍪?。”[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盵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厚往薄來”的胡蘿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這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盵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盵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眳⒁姴堂辣?、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參見萬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币浴睹魇贰肪?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币遭o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币渣S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篇2

第二、系統法學研究需要的什么樣的勇氣、智慧和毅力。在戴維.伊斯頓看來，進行系統政治學研究必須同時具備理論勇氣、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維.伊斯頓認為：一方面，政治學理論是很廉價的，到處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學理論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來我們只能在像系統政治學這樣的一些宏觀政治學理論和沒有政治學理論之間加以選擇。在政治學研究中，在系統政治學研究中，我們不能“總是在未經表達的一系列設想、沒有聯系起來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來的若干概念之間徘徊流連”，我們應當有勇氣毅然決然地去“博取更強烈的理論自我意識，去把握更縝密的理論邏輯”。在戴維.伊斯頓看來，系統政治學的研究“與理解人類社會現象的較廣泛目標息息相關”，只能“按照事物的內在邏輯做出選擇。當然，這種事物的內在邏輯只是與知識的幻想、直觀、傳統或偶然相對而言”。由于政治系統時非常復雜的，解釋和描述政治系統的網絡結構和“內在邏輯”，不可能不包括“知識的幻想、直觀、傳統或偶然”的成分。對于個別研究者而言，“對資料隨意進行研究，不受正規的理論限制，大概是一種最適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選用這種方法，“就必須具備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適用于排解疑難問題的靈活多變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為了點燃思想的火炬而艱苦摸索的堅韌毅力等等許多品質”。[3]

實際上，戴維.伊斯頓的很多觀點，可以視為對我國法學整體狀況的真實評價和真實寫照，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盡管這種評價聽起來相當尖銳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統法學研究而言，我國法學界總體上表現出來的敏銳、勇氣、智慧和毅力都是遠遠不夠的。我作為一個“個別”的系統法學研究者，從某種角度來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終就是“對資料隨意進行研究，不受正規的理論限制”，我也只能這樣做。戴維.伊斯頓認為這種方法“大概是一種最適宜的方法”，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備進行系統法學所需要的勇氣、智慧和毅力。

第三、將系統法學作為法學的一般理論進行研究。戴維.伊斯頓認為，理論的概括性和連貫性是甄別所有理論的兩種特性。理論的概括性是指法學理論所包含的論題的范圍，“它們從非常有限的數據到最廣泛的數據，各不相同”。理論的連貫性是指構成理論的命題之間的連貫程度。根據這兩種特性，理論可以分為三種：單項概括理論、局部理論和一般理論。單項概括理論的數量是很多的，它們僅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數據，適用于為數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單項概括理論的基礎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論。關于政黨、組織、利益集團、領導權力、行政行為、聯盟等政治學的局部理論，只是研究政治系統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沒有說明這些局部理論自身各自都與一個更大的邏輯、更大的理論整體或更廣闊的領域相吻合。這些局部理論之間，也就是“邏輯尚不確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處”，就成為了政治學研究的處女地，“而這正是一般理論幫助測定的區域”。系統政治學就是可以說明各種局部理論之間的關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連貫性的政治學的一般理論。[4]

在這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戴維.伊斯頓關于政治學理論的三種劃分，與前面所說的劉永佶關于單一性論題論述體系、集合性論題論述體系和學科論述體系的劃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維.伊斯頓將系統政治學作為一種政治學的一般理論進行探索，這啟發我們也應當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的一般理論進行探索。在這種探索中，應當盡量概括我國法學已有的單項概括理論或單一性論題論述體系，以及局部理論或集合性論題論述體系，不論它們是共識性的研究成果，還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統法學是價值無涉的實證主義法學。戴維.伊斯頓認為，很多政治學研究就是選擇一些價值作為基本原則，圍繞它建構一批概念和命題。由此獲得的一些政治學理論作為局部理論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臨甚為狹窄的前景。我們現在缺乏的是系統闡述政治學理論問題的一種明確方法。這種方法并不關注特定的政治的價值問題，而是拓展自己的視野，致力于處理各種政治系統所面臨的永恒問題。物理學中已經有了關于運動的一般理論，生物學中已經有了關于生命的一般理論。與此相應，我們在政治學中也應當有一個論述政治生活中心過程的一般理論。在系統政治學理論中，我們可以尋求到一種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綜合性的問題，進而在最一般層次上打開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們確認，形形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變為我們研究的領域，政治學理論研究和探討的實質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會再滿足于維護某些與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利益相關的中心價值。相反，我們必然會不分時間與空間，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統是最民主的還是最專制的，是最原始的還是最發達的，是最傳統的還是最現代的，只是關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統所面臨的最一般問題。[5]

戴維.伊斯頓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價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種價值無涉的系統思想和系統科學方法來分析和描述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統政治學理論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政治學理論。在我國法學界，人們圍繞著多樣的法的價值，構建了很多法學理論。只不過有人偏愛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等法的價值，有人偏愛秩序和國家統治等法的價值。這些法的理論把研究范圍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現象上，不能說是關于法的現象的一般法學理論。系統法學以價值無涉的系統科學方法來研究涉及價值的法的現象，因而是一種實證主義法學理論，各種形形的法的現象，都是

系統法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

在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看來，如何構建系統政治學的論述體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戴維.伊斯頓的很多關于構建系統政治學論述體系的闡釋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他認為，“一般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它所適用的經驗系統行為，完全要看組成這種理論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邏輯連貫性。一個一般理論若是構成了一個思想演繹系統，一整套經驗上正確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遞降的順序，從特定的假設、前提和公理中演繹出來，這個一般理論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實現了其最大價值”。戴維.伊斯頓并沒有認為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完整地提供了現成的演繹性命題或可以用來進行演繹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沒有認為他的系統政治學理論是完全按照演繹分析的方式構建的，是在貧瘠的政治學理論土壤中一夜之間突然綻放出的一朵“演繹理論之花”。但是他認為系統政治學理論是有可能這樣構建起來的，而且意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為承認和接受系統政治學研究能夠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維.伊斯頓在構建系統政治學論述體系的過程中還發現，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都是間歇式問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現出對已有的研究成果沒有太大的興趣或與其無關。在戴維.伊斯頓看來，這種“嚴重缺乏現成的理論概括”和“缺乏累積性研究”的狀況，使得系統政治學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為一個邏輯上松散的一般理論統一體”，而只能采取循序漸進的步驟，“使理論探究范圍限于易駕馭的邊界以內”，在“探知一系列演繹性命題”和“尋求以最起碼的連貫性擺脫純粹收集和處理資料水平的、松散關聯的一系列該概括”之間求得某種適當的平衡與結合。不論如何，要想使系統政治學研究取得重要而極為有益的進展，“發展邏輯上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創構一個最高層次上的總體概念框架”，“圍繞此框架，漸漸述及更加復雜的理論結構”，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在這個總體概念框架中，人們可以發現和確定用來分析政治系統的穩定而明確的分析單元。[7]

戴維.伊斯頓在《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的論述體系中，一方面有選擇地將系統、輸入、輸出、反饋等一些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概念和術語進行演繹，同時也從大量的政治現象、政治學理論和學說中，有選擇地提煉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綜合性和歸納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體、當局、典則、壓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盡量使這些概念以及相應的命題與那些演繹性概念和演繹性命題相吻合、協調、一致和相互溝通。在這種論述體系中，政治系統是核心概念，輸入、輸出、反饋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體、當局、典則、壓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兩類主體概念。這兩類概念構建了一個高層次的總體概念框架。在這個總體概念框架之內，戴維.伊斯頓對政治生活作了相當徹底的系統分析與綜合，形成了很多新的關于政治系統的分析單元。在這種論述體系中，充斥著大量的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概念和術語，大量的人們所熟知的傳統的主流性的政治學理論和學說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個概括性和連貫性的概念框架結構中。我認為這種獨樹一幟的系統政治學論述體系，隱含著政治學學術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說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們在系統法學研究過程中幾乎面臨著戴維.伊斯頓在這里所說的全部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演繹、分析與歸納、綜合的關系問題。我們在系統法學研究中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并適當地解決這些問題，根據法學和法的現象的特點，“發展邏輯上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創構一個最高層次上的總體概念框架”，系統法學也就向成熟的法學理論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如何使我國法學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統法學這個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

參考文獻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美，戴維.伊斯頓著，王浦劬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前言的《社會科學、政治科學主要趨勢回望》，第6-7頁。

[2]《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美，戴維.伊斯頓著，王浦劬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頁。

[3]同前，第557-558頁。

[4]同前，7-10頁。

篇3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思想其特征可歸納為幾個方面：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改良主義等。其中個人主義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靈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維護個人主義這一思想作為其主旨。個人主義意味著：（1）個人是道德價值的最終單位；（2）社會擁有作為恰當目標的對于個人的益處，不存在超越或凌駕于個人益品之上的社會益品;（3）個人的福利需要人們盡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選擇。［1］簡言之，自由主義認為只有在對個人充分尊重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真正的關于社會集體事務的公共理性，個人擁有自我選擇、自我決定的權利。要實現這一目標個人首先必須是平等的單元和價值的終極。所以對“平等”的訴求是實現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前提。雖然自由主義的思想具有某些極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論的批判，但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內部在不斷變革創新，企圖將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紀末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使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又以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正義”成為自由主義的新主題

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為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古典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自由，而新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2］3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評價現代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內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就已經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也是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資產階級尤其強調“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指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剝奪公民的權利。在強烈的權利意識下，自由也被納入權利范疇之中。由于基本權利為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每個人都要求一種權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原則，又是權利原則，同時也是平等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時期。古典自由主義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了它對平等的理解僅限于形式。因為古典自由主義雖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實現。羅爾斯賦予平等更加豐富的內涵。羅爾斯認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一種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種是經濟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關注前者，新自由主義關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關聯。平等的權利原則歸根到底是一種制度原則，這種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由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保障確立的，法律規定的權利為每個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撐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現代民主法律制度。

啟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錮和神權統治的運動中產生，當神權統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變成世俗的法權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打碎了幾千年的特權等級制度，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確認，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古典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平等也就僅限于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人類的不平等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啟蒙哲學之后的歷史時期。工業革命創造和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羅爾斯認為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個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實現實質的平等。所以他對平等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二、平等的三種樣式

在羅爾斯看來認為平等具有三種樣式。它們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羅爾斯認為歷史上前兩種平等觀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中曾經有著重要影響，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本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認為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特權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個體。它要求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每個人都能有同等的權利進入市場參加競爭，并在市場中盡其所能地獲得相應回報。但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為在看似公平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往往在兩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進入市場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導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個人的前途（收入、財富和機會等）總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會任意性的影響，如天賦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的好壞等。羅爾斯由此認為：自然的自由體系最明顯的不正義之處就是它允許分配的份額受到這些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素的不恰當影響。［2］72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境給人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過增加教育機會、實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會改革措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出發點。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超越，也是對靠純粹“市場”調節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應該說比自然的自由體系更可取，但羅爾斯認為它同樣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它還是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配的影響。這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過歷史和社會的機會來確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樣，讓天資的自然分配來確定這種分配也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造成人們之間不平等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和文化的，人們在出身、環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為“幸運”；另一種是自然的，人們生來就具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因素經過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卻無法消除。如果人們的自然天賦（智力、體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著消滅不了的差別，那么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永遠存在不平等。羅爾斯認為，僅僅消除由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的不平等是不夠的，還應該消除由自然因素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自然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沒有觸及實質平等。自由的平等雖然有向實質平等邁進的趨勢，但并不全面。以一種深切的道德關懷來講，人類社會應該解決一切不平等，不論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羅爾斯提出了自己解決不平等的理論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民主的平等相對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觀念。

對于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最好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來達到。差別原則的核心觀念：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該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左右社會基本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別原則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社會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觀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分配方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會都無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應該爭取達到相對而言最大的平等。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擁有最少的權力、機會、財富和收入，社會不平等最強烈地體現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被羅爾斯稱為“最少受惠者”。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通過各種社會安排來改善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處境，增加他們的希望，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分配差距。這樣，如果一種社會安排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義的。

差別原則構成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思想。從平等角度而言，差別原則體現了實質平等的觀念，表明了羅爾斯想解決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義原則

在對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理論。

羅爾斯首先提出正義一般的直覺性的觀念，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個一般的正義觀體現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擁有與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的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2］302

如果說第一個正義原則體現了形式正義的觀念，那么差別原則則體現了實質正義的觀念。正義的一般觀念是闡明什么樣的平等觀是符合正義的，羅爾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義就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兩個正義原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具體原則支撐并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則。

羅爾斯認為，這兩個正義原則主要適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將社會大體上分為兩個部門，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第一個正義原則適用于政治領域，它用以確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對于羅爾斯來說，平等雖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樣不能忽視，否則將會同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犯簡單化的毛病。羅爾斯在自己的正義中給自由一個價值定位，或者說在正義的框架中給自由以相應的理論位置。在啟蒙的價值譜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羅爾斯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同樣接受了這一價值譜系的安排。

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羅爾斯把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作為第二個正義原則的第一部分，而將差別原則作為第二部分?？梢哉f，最能代表羅爾斯平等觀念的就是差別原則。羅爾斯指出如果存在滿足上述兩原則的制度結構，它只有在達到下述目的時才是公正的，即當且僅當境遇較好者的較高期望是作為提高最少獲利者的期望計劃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時。差別原則最簡單直接的觀念，社會結構并不確立和保障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較好前景，除非這樣做適合于那些較不幸運的人的利益。

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實際上體現的都是平等的政治價值，第一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分配。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成為現代社會追求的重大價值目標，但在實際上，人們只能很好的解決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的貢獻），而對于平等和博愛卻無能為力（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羅爾斯認為自己的“正義論”能夠很好的把三者統一起來：第一個原則確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確保了“平等”，第二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差別原則）確保了“博愛”。

經濟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出現，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把“自由”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好理解。市場經濟讓人們在其中自由選擇，盡最大努力創造和實現自己的價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于市場和放任主義政策在產生贏家的同時也產生了輸家，如果不考慮到經濟上的平等，不以差別原則作為補充原則，弱勢群體將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決這些問題，實現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效果將是采取某種福利主義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以幫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勢群體。

新自由主義則希望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防止市場的任意性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義堅持市場下的自發分配，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并作為自己的財富和私有財產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殘障或缺陷者淪為貧窮者也是應該的。新自由主義力圖糾正這種自發的市場分配，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的正義。新自由主義強調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因此，它必須解決市場經濟下的不公正，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最終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在統一。

總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正義的理解。古典自由主義過于強調個體權利，包括政治參與的權力、言論集會的權利和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的。尤其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表達了對君主專制時期對個性壓制的一種反抗。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社會財富急劇集中，雖然生產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會成員過上幸福的生活。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處于貧困狀態。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工人階級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迫使資本主義社會實行一些內部改良。即便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民權運動，如反歧視運動、反貧窮運動、反戰運動等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歇。

羅爾斯試圖確立一套適用于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來重新調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終實現最大程度的平等。

羅爾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義，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契約論等特征，只是在堅持自由的基本立場上，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應有的保障，從而保障他們擁有自由的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生活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使個人主義這一自由主義的根本特征發揮，所以不得不承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思想是自由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巨大進步。

篇4

論文關鍵詞:初中生思政治手段

當前形勢下，初中生受來自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因素，其思想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因此，進行創新的教學模式探討不但是為了滿足教育改革，同時更重要的是跟進社會方向，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要跟進時展，與時俱進，初中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須立足于全面改革。促進當前教育格局由成績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功能體教育，以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能力。

1應當強調以人為本的教學觀念

必須以學生為本。初中思想政治教育，運用科學發展觀，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確立初中生的主體地位，尊重他們獨立的人格、自身價值和思想感情，啟發引導其內在的思想政治道德需求，培育他們的主體意識、自主能力、創造才能等主體屬性;貼近學生實際，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師生關系，努力通過啟發交流、參與互動、研究討論等形式，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貼近學生，克服角色偏差，既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又要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以情感人，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說服力、感染力;貼近生活，積極創造條件，維護學生的正當權益，滿足學生多樣化的需求和個性化的發展需要，同時要更多的關心和指導特殊群體的學生。既要重視經濟困難學生的扶貧幫困、又要做好心理障礙學生的釋疑解惑工作。

2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

所謂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新穎性和多樣性，并不是要求每個教師在每一節課都要創造出新的教學方法和手段，而是要在揚棄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教學方法的基礎上，交叉使用啟發式、討論式、和諧式、自學式等新的教學方法，并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選用靈活的教學手段。

從心理學的角度說，學生總希望每一堂課都有新鮮感，每一堂課都能學到一些新的知識，能力得到新的提高。而學生的情感引發往往與一定的情景有關，創設情景才能滿足當代中學生求知求新的內在要求，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的覺悟和素質。為此，我們要采取各種教學手段，善于帶領學生置身干教學內容相應的情景之中，使學生進人情感共鳴的境界。

每一種教學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既有優點，也有不足，因而要全面實現思想政治課的教學目的，完成教學任務，必須善于把多種教學方法有機結合，在使用各種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求新求活。一般來說，在教學實踐中，理論性強的內容要采用啟發式;感彩濃的內容宜采用和諧式;有爭議的知識在教學中應采用討論式;要求學生必須記住的知識點適合競賽式;簡單明了的教學內容最好組織學生自學。如在講授“正當防衛”一節時，首先利用多媒體將案例播放給學生，并提出討論題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其次采用啟發式，通過對理論的闡述和案例分析，讓學生自己得出結論;然后引導學生自學，并進行輔導;最后在學生討論的基礎上，結合一些法律條文，讓學生把知識點記住。

3關注學生情感體驗在教學實踐活動中的意義

開展實踐活動，實施情感體驗，將學生的情感體驗作為教學實踐活動的一大目標來抓，這要求通過學生主體性的培養，強化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增強愛自己，愛家庭，愛社會的世界觀的形成。這就需要教師組織指導學生參加有目的、有計劃的教學實踐活動，以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其次，應當加強興趣教學活動的開展。著名的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賴于樂趣?！敝慕菘私逃乙仓赋觯n堂“應當是快樂的場所”。因此，政治教師應當給沉悶的課堂增添樂趣，給學生提供一個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呢。教師應在有限的講授時間里充分發揮語言魅力，引起學生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如有關的故事、名言、諺語;有關感興趣的問題;國內外發生的一些重大時事等等，都能引發學生注意焦點，增強學生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再次，應當注重情感和道德實踐。在中學思想品德課的教學中，要積極開展活動，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成長。活動課的開展，可以使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學生行為的正確性，使學生在活動中感悟道理，并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和品質。教師在教學中，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包括當地學校及教師自身條件和學生的特點，以及時事背景，選擇適當的活動方式和內容，這些活動實際是學生互動、交流、溝通、對話的平臺，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在體驗中感悟，在交流對話中提高。

4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打破“應試化”評價模式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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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課情況表

時間學校授課教師課題

9月26日附屬中學胡桂銀認識論知識的復習

王立新紙幣的產生和發展

譚蕾整體和部分的辨證關系

李玉環實踐知識的復習

9月27日北師大實驗中學劉鳳云我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王琪聯系

范海紅我國國家機構的組織和活動原則

閻紅正確對待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9月28日二中石曉軍按客觀規律辦事

一、主要優點

1．教師年輕化，有較高的工作熱情

政治教師共有35名，其中45歲以上的只有2人，工作3-5年的有10人，非常年輕，大部分教師有較強的敬業精神和工作熱情，在工作中始終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虛心好學，認真鉆研教材和課程標準，把握教學重點和難點。主動搜集教學中所需資料，豐富課堂教學，使課堂教學更有說服力。在課堂教學中有意識地去設計符合學生認知規律的問題，引發學生思考，有意識地探究調動學生主體性的方式和方法。為了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教師們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難，堅持每周去西城、海淀聽課，和城里學校的教師保持密切聯系，及時探討課堂教學中的問題，豐富自身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我縣內資源，學校之間、教師之間開展了手拉手的活動，教師之間互相聽課，取長補短，力求使自己進步更快。

2．課堂教學注重雙基的落實，找準發力點。

在所聽的9節課中，其中有4節是高三的復習課，2節是要參加會考的高二復習課，這幾節課中教師都努力在學生已學過的基礎上，強化知識的落實，采用了多種教學方法。比如附屬中學的胡桂銀和李玉環老師以知識結構圖的形式把各個表面無關而實質相關的知識點聯系起來，形成知識框架，建立知識網絡；實驗中學的劉鳳云、王琪老師則讓學生自己以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為中心建立知識網絡，使學生對各知識點由點-線-面-體的聯系一清二楚，有效地培養了學生思維的發散性和聚合性。在高一和高二的教學中教師將教材中的知識體系通過層層設問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學生對知識之間的聯系一清二楚，便于對知識的理解。

3．信息技術與課堂教學的整合意識和實踐積極性明顯提高。

隨著我縣現代化教學設備的不斷完善，教學硬件設施越來越好，教師們信息技術與課堂教學的意識和實踐的積極性越來越高。所聽的九節課教師們都使用了計算機，在教學中使用自制的課件，特別突出的是實驗中學的劉鳳云和二中的石曉軍老師，所制作的課件圖文并茂，直觀形象。增加了課堂教學的密度和容量，提高了教學效率，都收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4．教師的教改意識有所改觀。

幾年來，在教材還是老教材的情況下，教研活動一直宣講按照新課標、新理念來進行教學，教師們的教改意識有所改觀。在教學中教師關注學生生活、思維實際，以生活為主線；有意識去關注學生的思維，從細節中去找有研究的問題；關注一些改革的措施。比如附屬中學和實驗中在課前都為學生準備了自學導綱，要求學生在上課前進行預習，教師通過這個環節努力去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使學生對知識有深刻的認識。

二、問題與建議

1．加強課堂教學設計，培養學生的思維品質。

在所聽的8節課中，絕大部分教師的課堂教學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把課本知識講清、講透，而忽視了學生的有效學習，教學方法單一；在一節課中要培養學生的哪方面的能力，往往被老師忽視，對學生思維的深度、思維的廣度以及情感上的真實體驗認識不足。新課程要求以學生生活為主線，以學科知識為支撐，強調從問題中獲得知識，不能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課堂教學要以能力為核心，到底要培養學生哪方面的能力一定要設計。能力是在平時訓練中培養起來的，而不是在某一階段一促而就的。教學中應把抽象的知識還原到具體的生活中去。更多地要考慮課堂上學生學習情緒是否高漲，學習態度是否積極，是否動手、動口、動腦，在反饋中知識是否掌握牢固，學生的思維是否是深層次的，學生的學習信心和學習能力有沒有得到增強。應進一步學習新的課標，樹立新的理念，用以學生為本的理念指導教學。教師教學能力需進一步提升，部分教師的教學基本功仍需強化，對如何將先進的教學理念實際應用到課堂教學、如何針對不同教學內容及學校的特定條件選用恰當的教學方法等方面較欠缺，需加強學習、思考，并不斷的實踐探索。

2．多媒體輔助教學亟需向深層次挖掘

篇6

2師生交往中的權力屬性

根據交往發生的條件與基礎，我們可以將師生交往定義為是以教室為主要交往環境，以師生對話為媒介，以知識的傳授與創造為內容的過程。因此，結合?？碌奈⒂^權力理論以及交往實踐論，我們可以將課堂中師生交往的權力系統作用范圍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即交往環境、交往話語、交往內容。

2.1交往環境

教室是師生交往的主要場所，也是師生交往中權力行使的場所。?？碌奈⒂^權力理論是覆蓋整個歷史和社會的，毋庸置疑，教室這一生產傳播知識的公共場所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抡J為，教室是權力運作的秘密場所，在教室這個狹小的學科知識傳遞空間中，每個角落都滲透著微觀權力的影響。教室中的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要求在座位上坐好，手腳必須“定”在課桌椅上，直到教師“解除禁令”，才能變化姿勢。如果學生沒有按照要求端正姿勢，那么教師就會用眼神提醒或是言語提示學生。教師是教室里面的統治者，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每個學生都被教師設定好他的座位排次，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學業考試成績、課堂表現情況、家庭狀況等等諸多方面隨意安排學生的座位。任何學生都不得在未獲得教師的同意的情況下隨意離開或改變座位。?？逻€認為，微觀權力在教室中的運作，還普遍運用著監視和規范化裁決技術。規范化裁決的處罰理由是不規范，不守規則。教師在班級中設計了管理制度，定下了行為規則，運用獎懲的多種方式實施評價，評價的內容也幾乎涉及學生學習、生活的所有方面。這不就與我國國內中小學班主任在班級管理上的做法如出一轍？我國國內中小學學校的班主任教師就儼然是?？鹿P下“教師”統治者的化身。課堂上的學生在教師的“監視”中戰戰兢兢地接受知識的傳遞，思維的創新和發展是無從提起的。

2.2交往話語

師生之間的交往話語也是師生交往中權力行使的重要載體。而課堂中師生交往話語的權力關系主要體現在師生對話的結構和人稱關系。在課堂中最一般的對話結構式是IRE結構，即“教師主導的提問與提示”、“學生的應答”、“教師的評價”。剖析課堂對話的IRE結構，我們可見課堂對話的特殊性。在課堂的IRE的對話中，教師是知識的已知方，學生是知識的未知方，教師有意向學生提問，在對應答的學生表示感謝的同時評價答案的正確與否。這種類似于“蘇格拉底產婆術”的對話形式，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控制。教師不僅通過對最后的E，即教師的評價的介入，剝奪了平等的人際關系對話的性質。而且，通過對對話方向的控制、對話者的選擇并發言順序的決定，單向主導了師生交往中的對話?，F代課堂中師生交往話語的另一個特點是表現在語言運用的人稱關系上。在課堂之外用“我”這個第一人稱表現自我的教師，在進入教師角色以后，他們統一消除了自己的姓名，都自覺地用第三人稱的“老師”來自稱。將自己同化為“老師”的教師個人，使得自己的發言和評價的話語權威化，使得自己在師生交往的話語過程中所作出的干預和控制正統化。其次，使用第三人稱的教師的話語使得課堂中的個體之間的人際關系淡化，重建了制度性的人際關系。即同化為“老師”的教師通過對對話主題的選擇以及秩序的維持，決定了師生間人際關系的構成與維持。再次，喪失第一人稱的教師不僅喪失了主格，而且喪失了作為生命主體所支配的自我關系的主格。即喪失了以“我”為主格的教育世界，喪失了以“我”為主體的個體價值觀、人生觀。

2.3交往內容

知識產生權力，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誰掌握了知識誰就掌握了話語權。這在阿普爾所提出的“誰的知識最有價值”這一問題中對知識的權力屬性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聞t認為，權力產生知識，權力和知識是并生共存的關系。權力產生知識，制造知識，規定知識，裁判知識；知識助長權力，增效權力，捍衛權力。師生交往的本質是知識的交往。知識是師生交往得以構成和維持的條件，是師生交往的主要內容。在現代課堂中，師生交往的內容主要是人類已有的認識成果，并且是預先設計的、系統的顯性內容。雖然在課堂師生交往中也不排除即時產生的話題，但這些話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傳授傳統內容的交往服務的。因此，課堂中師生交往的內容呈現出明顯的計劃性、系統性等特性。師生交往內容的這些特性是師生交往中的權力關系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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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幾年的高考試題看，無論是材料新穎的選擇題，還是關注現實生活的富有創意的主觀題，稍加分析，其答案絕大部分就在教材中，就在大家所學過的基礎知識中。同學們丟分的原因，尤其是選擇題的失分，往往是基本概念不清、基礎知識不扎實、基本技能不熟練造成的。因此，在政治總復習中，首要的一條就是夯實基礎，熟練掌握高中學段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求做到“爛熟于心”。

要達到這一點，一要在充分理解概念、范疇、原理的基礎上去強化記憶，而且要學會同遺忘作斗爭，運用心理學規律來鞏固和加強對基礎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二要適當增加看教材的遍數，同時必須不斷提高看書學習的速度，正確處理好速度與效益的關系；三要學會從宏觀上去把握知識，使基礎知識條理化、系統化、網絡化、圖表化?？忌诳倧土曔^程中，應當自覺做到章章有歸納，節節有提煉，課課有總結，自我建構每一門學科的立體知識體系，以備需要時隨“點”隨“到”。

同學們一定要自己動手建構有關的知識體系，學會從總體上駕馭知識，提高從整體上去思考問題的自覺性。當然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去整理，不過一定要自己動手，切不可照搬照抄別人的東西，更不能實行簡單的“拿來主義”。否則就不能變成自己的東西，更談不上印象深刻和融會貫通了。

二、關注熱點，遷移知識，培養各種能力

在完成基礎知識復習（即第一輪復習）的前提下，培養能力和強化能力訓練是熱點專題復習（即第二輪復習）的首要任務。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引導學生熟練地掌握書本知識，而且還必須善于引導學生走出書本、走出課堂，融入社會，關注熱點，學會遷移知識，提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學生在學習中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不重視知識的遷移，而是死記硬背，生搬硬套，那是肯定考不好的。

基礎打牢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質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要提高能力和素質，除了首先要夯實基礎外，還必須把所學的基礎知識理論應用于實踐，用來分析解決實際問題，即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方法，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學生的興趣和熱情，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變被動為主動。

三、訓練審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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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斷改進政治課堂教學，轉變教學觀念，進一步理論聯系實際；揚棄傳統的教學方法，實行啟發式教學；變封閉式教學為開放型教學

課堂教學是政治課教學的主陣地。在政治課堂教學中，仍然存在著這樣的現象：以教師為中心，“滿堂灌”、“一言堂”，以教師的說教代替學生的思考，著眼于單純的知識傳授，實際上把學生當作接受知識的容器，學生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課堂教學模式化，方法呆板，手段單一，照本宣科，作業抄書，用眾多的作業和頻繁的考試迫使學生死記硬背……等等。因此，不斷改進課堂教學，對提高政治課的實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轉變教學觀念。現代教學觀念已從教師為中心轉變為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政治課教學已從傳授知識，轉變為傳授知識、增強能力、提高覺悟。每一個政治課教師都應以這些觀念指導全過程的教學工作。

2、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要進一步挖掘這一原則的深刻內涵。特別是要求每一個政治教師要深入研究學生的心理、思想實際。只有深入研究教育對象，關注他們的“熱點”、“焦點”、“疑點”問題，才能使政治教學貼近和把握學生的思想脈博。同時，政治教師也要深入研究我們的時代，分析社會發展的走向，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要求，來教育學生，使政治課堂與時代社會相通，加強政治課教學的針對性。

3、改進教學方法。教學有法，教無定法。政治課教學要由灌輸型變為啟發型，由說教型教學變為情感型教學，等等。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可經常嘗試“討論法”、“自學指導法”。經常采用這些科學與民主的教學方法，會大大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理論的熱情。

4、采用多種教學手段。傳統的政治課教學手段單一：教師一支粉筆，一張嘴，一塊黑板，一本教材。依靠這種手段教師講授深刻的、抽象的政治理論，必然使學生感到空乏無味，難于理解。這種手段與我們時展水平也不相符。作為政治教師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從實際出發，適當運用圖表、實物等手段，并盡可能進行電化教學。這種多樣靈活、直觀形象的手段，對于提高政治課感染力、突出重點、解決難點，調動學生多種感覺參與教學活動，掌握知識，鞏固知識，激發同學的興趣具有重要的影響。

三、改進政治課考核方式，變考核單一化為多元化，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

考核方式具有導向作用。長期以來，政治課的考核和其它學科的考核基本相似。教師教條條，考條條，學生背條條。許多同學認為，上課聽不聽無所謂，反正到考前突擊就行。這種考核方式勢必造成有些學生成績優異與思想政治素質低下的二律背反現象。在農村中學，這種現象尤為突出。這種傳統的考核方式必須矯正。為此，我們要把知識考核、能力考核、思想素質考核結合起來，真正凸顯政治學科的知識傳授、能力培養、提高覺悟的性質和任務。本文由收集整理。

四、研究學習方法，教會學生學會學習

提高政治課實效，對學生來說有兩條根本途徑：一條是培養和激發學生的興趣，使之“愛學”；另一條是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使之“會學”。當代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由原來的“一次教育”轉變為“終身教育”。因此，研究學習方法，教會學生學習就顯得尤為重要。每一個政治教師都要研究學法，指導學法，教會學生學習。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結合政治課的有關內容開設“學法講座”。如果每一個政治教師都重視學法指導，這對于提高教學效益具有積極作用，同時也會使學生終身受益。

五、政治課教學應該主動與學校德育工作接軌，開辟政治課教學的“第二課堂”

作為政治教師在完成學科任務的同時，應主動與學校德育工作配合，實現政治課教學與學校德育工作接軌，并形成合力。另外也可以開辟政治課的“第二課堂”，作為“第一課堂”的延伸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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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沿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全面推廣作為普及教育中的基礎學科—中學政治教育教學怎樣把握和開展好就成了擺在每一位政治學科教師面前的不能回避且必須明確解決的問題。新課改的中學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學并不只是應采用什么現代手段來完成某一知識點某一節課的簡單形式問題，而應看成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政治教育應根據社會需要提出和規定政治教學的內容綱要和目標。面臨著新課程教學改革的推進.中學政治學科迫切的需要在挑戰中抓住機遇.在改革中謀求發展。中學政治教師只有樹立改革意識認清改革的形式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能力才能更好的建設政治學科。

2、新課程改革下政治教師所面臨的問題

新課程改革中對教師教學觀念、學科教學目標、教學方式等諸多方面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些組成了新課程改革的重要因素.體現了現代教育的科學性與規范性。在中學政治教育改革中政治教師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2.1門角色發生轉變

在以往的教學活動開展中教師是知識的傳播者同樣也是知識的主導者其在教學中擁有獨特的地位。而在新課程改革下教師的主體角色地位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教師逐漸由教學的帶頭人操縱者變為教學的輔導者，而學生的主體地位逐漸得到鞏固與發展。因此作為中學政治教師在教學改革過程中認清著一事實.將教學的主動權轉讓給學生.使得他們在教學中擁有更多的自主能力.發揮其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尤其重要。

2.2教學方式發生轉變

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新課程改革對政治教學提出的要求。提倡多元化教學方式的新課程改革要求我們政治教師在教學中運用小組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式學習等教學方式去開展教學活動這些教學活動的開展符合學生的主體發展規律符合政治學科的教學特點同時彰顯了學生的個性.發掘了他們的知識才能與創造力.是素質教育目標下的重要嘗試。在教學中.教師只有通過自身實踐通過教學獲得經驗.大膽嘗試才能更好地推進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中的運用。

3、中學政治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采取的措施

3.1中學政治教育的目標的明確

中學政治的升學成績只能是政治教學活動情況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的是學生學習情況的一個側面。政治教育目標達到的情況只能由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綜合反映.它是幾代人共同努力協同奮斗的結果。作為基礎學科的中學政治教育教學活動應以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培養造就信科學、懂科學、尊重科學、會用科學的觀點方法觀察事物和探索自然規律在改造自然，建設社會的活動中具有開拓精神和創新能力的時代新人為中學政治教育的奮斗目標。并用這一思想指導政治教學和研究政治教學問題。有了明確的目標中學政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擺正思路.事半功倍!

3.2應當重視學生主體地位

思想政治課如果離開了學生的主體性參與.那么其基本教學目的將失去意義。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實現:(1)強調對話教學。對話教學使教師和學生一起成為課堂的主人，在“對話”中教師與學生、學生與一文本“之間不再是認識與被認識、灌輸與被灌輸的關系而是一種平等、民主、和諧的師生之間雙向交流的關系，學生通過理解和“對話“獲得人生體驗和生活智慧。師生之間、學生與“文本”之間是一種“我—你”的精神上平等交流的關系教師要引導學生自主建構。(2)開展實踐活動實施情感體驗。這要求通過學生主體性的培養強化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增強愛自己.愛家庭，愛社會的世界觀的形成。這就需要教師組織指導學生參加有目的、有計劃的教學實踐活動以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3.3應當加強興趣教學活動的開展

課堂應當是快樂的場所。因此，政治教師應當為沉悶的課堂增添樂趣給學生提供一個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教師應在有限的講授時間里充分發揮語言魅力引起學生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如有關的故事、名言、諺語有關感興趣的問題;國內外發生的一些重大時事等等，都能引發學生注意焦點增強學生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3.4應當注重情感和道德實踐

在中學思想品德課的教學中.要積極開展活動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成長?；顒诱n的開展可以使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學生行為的正確性使學生在活動中感悟道理并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和品質。教師在教學中，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包括當地學校及教師自身條件和學生的特點，以及時事背景，選擇適當的活動方式和內容。這些活動實際是學生互動、交流、溝通、對話的平臺，要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在體驗中感悟在交流對話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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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交往能力，除了受遺傳因素影響外，很大程度上是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逐漸培養鍛煉起來的，我們知道，人的意識對人的行為有支配作用，要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人際交往能力，需要個體有意識的去和別人交往。在觀實生活中，許多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愿和別人主動交往，即沒有人際交往意識。因此，作為思想政治課教師，要把培養學生交往意識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并貫穿于思想政治課教學始終，讓學生腦袋里時時刻刻有交往意識，有交往欲望。這就有利于學生在實際行動中去和別人交往，從而培養人際交往能力。

二、在政治課學習興趣小組中培養學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課與其它學科相比，除了重點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外，仍然要求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應用。為了達到以上目標，思想政治課教師通常會在班上設立政治課學習興趣小組，并且每個小組由一定數量的學生組成。學生參加到政治課學習興趣小組，互相經常接觸，研究學習，探討問題，有利于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不過，在分政治學習興趣小組時，應該考慮到有意識把善交往的學生和不善交往的學生分在一起，這樣有利于善交往的學生帶動不善交往的學生。如果只把善交往的學生分在一起，把不善交往的學生分在一起，就會使善交往的興趣小組的學生不僅能搞好學習，而且人際交往能力更加增強，不善交往的興趣小組的學生不僅不能搞好學習，而且也難以培養出人際交往能力。

三、在問題討論中培養學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課的教育教學目標，很多方面都是通過問題討論達到問題討論指的是由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對某個問題進行討論，發表不同見解，最終達成共識的活動。這是人與人交往溝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培養人際交往能力。因此，思想政治課教師要大力利用問題討論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具體可以這樣做：一是在上某一教學內容時，大力利用教材上的“各抒己見”、“七嘴八舌”、“練習與探究題”讓學生討論，發表自己見解。二是教師設問或學生提問進行討論，如果學生經常舉行問題討論，學生之間溝通多了，人際交往能力就會慢慢培養起來。

四、在心得交流中培養學生的交往能力。

在新課程標準精神指引下，七年級思想政治課教材中設置了“心得點滴”欄目，它要求學生在學這一課后，寫心得點滴。筆者認為這個欄目的設置有許多好處，一方面有利于教師把課堂小結的任務交給學生，另一方面有利于檢驗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掌握領會程度，同時還有利于培養學生小論文的寫作水平。如果在教學中，讓學生把各自的心得點滴用口頭語言表達出來，更有利于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因為通過談心得體會，學生之間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溝通。所以為了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思想政治課教師應經常讓學生寫心得點滴，并面對面口頭交流。超級秘書網

五、在活動課中培養學生的交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