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篇2

一 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轉貼于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 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

篇3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

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__），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__）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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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世紀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變化，人們傾向于以自然科學技術的方法來進行科學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響。“當今嚴肅對待教育理論學者的主要職責是養成歸納研究的習慣和學習統計學的邏輯”。但同時，許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學方法阻礙了教育研究的發展，因為這種方法：只處理與教育有關的技術性問題，聽命于現實或經驗的統計趨勢而無法在符合價值與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見，觸及不到教育活動的本質性問題及教育中的靈魂和實質。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這些才是研究的焦點。

對此，我們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堅持人文主義研究方法論的主張。

首先，人文主義方法論是與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差別在于前者試圖解釋，后者試圖理解。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是當代西方人文科學方法論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響的派別。社會現象研究和純科學的區別在于社會現象涉及有意識的行為主體，他們自己賦予行為以意義，所以社會科學家為了描述和說明社會現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與實踐，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覺，所以人文主義傳統堅決反對要求社會科學把人的行為客觀化，把行為主體物質化的觀點。

其次，人文主義方法論關注的焦點為三方面：

1.關于經驗的客觀性問題。人文主義者強調社會事實中人的主觀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動機、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達于客觀的外表行為中。單純的外表行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觀動機和意向領域，因此，人的行為僅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對象或未來結果的關系構成，它的意義相當大部分在于它表達了某種主觀的心理狀態。沒有同生活于一定社會中的具體個人的直接接觸，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關的事實的。選擇哪些資料作為有意義的事實，在何種深度或層次上挖掘事實本身的意義都與理論的解釋有關。

2.關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會研究中人們往往把各種社會現象的產生歸結為原因——結果模式，而人文主義者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對于不同的社會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對于支配任何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的意義都是無關的，但人的行為卻由它們對行為主體或對象參與者所具有的意義來辨認，而這些意義的內涵與闡釋都是由一種給定文化與行為者本身的意義感受來決定的。眾所周知，每一種文化有相應的意義庫，不同的人對意義的感受、辨認與理解不一樣，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為之間，要作出正確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當然不能把因果規律固定下來解釋人的具體行為，要了解這種滲透著社會意義的范疇之間的聯系，只能靠對那個意義系統的深刻體會，而不是外部的機械概括。

3.關于理論或解釋的性質問題。人文主義者強調社會科學理論或解釋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導出經驗概括或統計定律，而是要對人的行為和語言的意圖和意義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學以人的行為和語言為研究對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的人而不是事物為研究對象，理論解釋的目的不是要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而是要回答行為的內在依據，包括個人的、社會的、文化的問題。因此，一個好的理論要能提供合理的行為主體有關的規范標準，要理解他的行為規范的標準，并不是提供當作客觀事件的行為的演繹說明。以人的行為和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的價值觀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識形態的影響，總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規范、預設和偏見的支配。

教育作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點與人文主義的觀點有不謀而合之處。所以說，不管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到如何無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學方法論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還是以人為對象的活動，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變不了，人文主義方法論也一天不能被拋棄。

再次，教育活動本性特點與教育實踐的內在構成決定了方法論的取向。

一般來說，教育活動的特性表現為：教育活動在對象與目的維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動進行過程的點雙邊、共時、交互作用性和要素關系的復合性；教育活動具有預測性與活動過程中的動態生成性；教育活動的本質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動中有目的的使社會對學習者的發展要求，向學習者的現實發展轉化。教育活動是人的科學精神的活動，表現在求真；教育活動是美感經驗活動，表現為求美；教育活動是人倫道德活動，表現為求善；教育活動是實在主體探求生命意義的心靈歷程，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或靈魂的洗禮，關懷人生或命運問題，不依賴哪一門學科。教育活動是一種人文活動，而且是人文活動的最高境地，雖然達到這種境地的人是鳳毛麟角。

說到底，教育活動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價值的、人文的、意義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認識教育活動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設備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進，可能傳播的是非科學、偽科學的知識，訓導如野獸般爭斗的人生哲學，展示一個緊張、無人性的社會，培養出毫無生趣，面孔呆滯的“接班人”。這樣的教育顯然是失敗的。因此，教育活動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價值的實現，教育活動表達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諦，生命的覺悟，包含了對真、善、美等價值的追求及對終極意義的關懷和尋覓。況且，科學精神本身也是從人文主義傳統發展而來的，所以，唯有從人文角度理解科學，才算把握了科學精神的本質。

人類無法將全部教育的意蘊客觀化，無法從純粹客觀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動和教育實踐，教育過程無法還原為一個實體或得到嚴格控制的操作過程，不論歷史上的以自然科學方法論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輝煌的成就，教育活動中較高層面的內涵并非在歸納推理或統計規律的意義上層面的內涵推演而來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歷史的生成的，是傳統的，同時也依據個人的覺悟和感覺而存在。教育活動攙雜了歷史的內省因素，這些因素與文化價值、目的意義等這些人文性經驗的范疇聯系在一起，教育活動客觀上有很強的獨特性，因此，教育科學必須對教育活動達成普遍性的因果規律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用以一種意義標準，一種思想框架或解釋尺度來說明全部教育問題，我們能對某一特殊時間、地點、情境的教育發表評論，一旦離開具體場合則可能失效。我們對教育問題的說明或解釋常常是暫時的、相對的、主觀的。教育中與意義、價值相關的核心問題本質上是約定的，不是外在規定的，教育的歷史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過程，任何關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經主體心靈深處的認同，也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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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是一門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它不僅是一門學科成熟與否的標志，而且是一門學科能否得以順利發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誠如德國法學家拉強茨所言：“法學之成為科學，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可是，我國法學研究中缺乏對方法論的重視，特別缺乏對理論法學研究的方法論重視，應用法學方法論——法解釋學也是近幾年來才引起人們的關注。這種現狀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法學理論的發展。

基于以上認識，本文借用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對當前困擾著經濟法是否是一獨立法律部門的基本問題之一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問題，作一方法論透析。本文擬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一是，方法論的基本要點。二是，民商法與經濟法方法論的區別。三是，民商法與經濟法方法論的聯系。

一、方法論的基本觀點

1．方法論是什么?對此問題的回答，必須做到兩個區分：首先，要區分方法論與方法，我國學者大多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這兩個概念的，西方雖亦有此現象，但大多認為這二者有巨大差別。概括講，方法是工具，而方法論是包括一定的哲學認識論及邏輯推理過程的一套思考社會現象的理論體系，這意昧著方法只是方法論的構成要素。其次，要準確把握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哲學基礎和方法論這三者的關系。簡言之，意識形態雖可構成方法論的基礎，但并不等于方法論，而一門學科的哲學理念(如法哲學、經濟哲學)雖然是其方法論的組成部分，但是，它畢竟沒有包容方法論的全部內涵。

2．方法論的層次性、多元性。人文社會科學直到19世紀中期還沒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和方法論，它的方法論是從自然科學中借用來的，到了19世紀中期德國狄爾泰與英國穆勒發生了一場方法論之爭，穆勒認為在自然科學中的對經驗的歸納方法在社會科學中同樣適用，而狄爾泰認為，對人文社會科學只能用理解而不能用因果說明，因此，解釋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基本的方法論。在現代一般認為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不僅要解釋學，同樣也需說明，即自然科學中的方法論亦可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應用。這就是方法論的多元性。除此之外，方法論不是一個沒有層次的概念，而是既包括高層次的具有哲學意味的一般方法論，又包括那些反映著本學科特點的具體方法論。

3．從哲學層次，結合法律特性，我們認為對部門法劃分，或能反映部門法特征的方法論主要有兩對重要的范疇，其一是，因對社會觀察認識的基點不同而產生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其二是，因對構成社會的各要素間的關系的看法不同而產生的沖突的辯證法與和諧的辯證法。就這兩對不同的方法論對法學影響來講，我認為，民商法的方法論是個體主義及沖突辯證法方法論，而經濟法的方法論是整體主義與和諧辯證法方法論。

二、民商法與經濟法方法論的區別

1．民商法與經濟法是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兩種不同方法論的產物

在西方社會思想史中，從古希臘到現在，關于社會構成問題，或關于認識社會的基點問題，一直存在著分歧。

個體主義方法論(亦稱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是指“社會現象包括集體，應按照個體及其活動與關系來加以分析。-E23由于個體主義方法論往往與自由主義關于社會的觀念相聯系，故有學者將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稱為正統的自由主義。其社會理論根據的核心內容在于，把個人看做是分析和規范化的基礎，社會則被認為是各個追求自身利益的總和，相應地，國家或社會便成為個人得以通過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種機構。這是從啟蒙時代到現今所有自由主義者的社會觀，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按歷史順序排有洛克、亞當·斯密、米塞斯及當代的哈耶克。這一方法論的內容被米塞斯概括為三項：其一，任何行為都是由一些個人做出來的。集體的作為或行動，總是由一個人的作為或行動表現出來的。一個行為的性質，取決于行為的個人和受該行為影響的其他各個人對這一行為所賦予的意義。其二，人是社會的動物，但社會過程卻是由單個人相互作用的過程。個人行為的復雜性和變動不居，決定了社會是無規律的進展。除掉個人，就沒有這個過程。除掉個人行為，沒有社會基礎。第三，集體或社會是無法具體化的，集體、社會被認識，總是由那些行為的個人賦予它意義。

依這種理念必定認為，社會關系是個人關系的總和，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社會秩序只有靠參與社會活動者自由博弈而產生的自發秩序才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規范——法律，就應該以自由、意思自治為原則，這就是現代私法——民商法的兩個基本原則。因為，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只有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必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社會良好的秩序亦會在私人自治自由博弈的過程中自發形成。而這一切的基礎只能是給個體以充分的權利保障，只有以權利為本位，才能防止來自公、私兩個方面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可見，私法從方法論上來講是個人主義的，或者說私法是個體主義方法論支配的，是關于如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化結果。

整體主義方法論是與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相對的。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整體如集團、民族、階級、社會、文明世界等等的行為。這些社會整體被認為是經驗對象，社會學用生物學研究它們。”[3](P。這種方法論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有，但真正對現代分析社會產生影響，則是從斯賓塞及孔德把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時開始，其中影響大的當屬馬克思、盧卡奇以及法蘭克福學派——這些新、舊者和美國的社會結構功能主義(帕森斯、默頓等)及德國的歷史學派(施穆勒、薩維尼等)。在他們看來，“最恰當最有效的社會科學認識來自對群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E3](P12)這一方法論的內容大致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總體性強調的是整體對部分的統轄原則，要求探索社會及其發展，必須從整體作為主導的地位這個角度著眼，而每一部分(或個體)從屬于歷史與思想的整個統一體。第二，社會是主客體的互動過程，而不是純粹客觀性過程，主客體及其關系的概念不是自然主義的、非價值化的概念，而是包括主體價值評價及主體意義的范疇。第三，總體性表現為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以主體為紐帶的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

按此方法論看待社會，社會將是一個超越個體的獨立存在，它有其獨立于個體利益的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它有其自身的秩序——社會歷史秩序，在這一秩序中是在主客體互動中形成的自然秩序與人為秩序的混合秩序。因此，要調整好社會關系，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社會經濟秩序的建立，不是一個自然、客觀過程，而且必須賦予人的意義，要達到此目的，必須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只有如此。才能達成主客體互動，才能實現歷史的可持續發展。可見，整體主義方法論是經濟法的基礎。

2．民商法與經濟法是沖突論與和諧辯證兩種不同方法論的產物。

在社會思想領域，有關構成社會整體的各元素(個體)或構成社會系統內的各支系統之間的關系如何，存在著分歧，形成兩種不同的理論，從方法論講即形成兩種不同的方法論，即沖突論與和諧論。

一般來講，個體主義者都持沖突論，其歷史雖悠久，但卻主要起源于現代，在經濟領域主要表現就是以亞當·斯密為首的競爭理論，或競爭傳統。而在政治哲學領域，主要表現在以馬基雅維里、布丹、霍布斯的權力沖突。就是在整體主義中亦有許多人持沖突論，其主要代表就是新、舊者。沖突論的內容大致由以下幾方面構成第一，沖突的根子深深藏于每一個社會結構中。第二，社會世界及其構成要素皆處在流變中，正是這種要素的沖突推動社會變遷。第三，盡管沖突是社會結構固有的，但沖突并不總是激烈的與明顯的，社會沖突可以是潛在的、有規則的與受控制的。第四，從沖突模式觀點看，把社會與社會組織結合在一起的不是認同，而是強制；不是普遍一致，而是他人施加壓力。

據以上沖突論，那么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處于沖突之中，且人與人的利益是對立的，人與人的博弈是一種零和博弈。作為調整人們經濟利益沖突的法，只能以法律責任這種強制力為后盾，法律的目的亦是旨在化解沖突。這是傳統法——包括民商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和模式。

與沖突論相對立，中國傳統哲學，及現代西方社會思想中的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社會世界及其構成要素皆處于和諧之中。其基本內容有：第一，世界萬有，是一個“一體多元”“多元一體”的整體有機系統。第二，人與人，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是構成整體的不同“自在”，因此，不能把自然當作征服、利用的對象。否則，摧毀破壞了自然，損害他人，最終人類也會摧毀自身、損害自己。第三，人類社會、各人生活的大的方面趨于和諧統一，而非沖突，沖突雖存在，但只不過是一種對和諧的短暫偏離，最終還要回歸和諧。這被稱為和諧辯證法。

據和諧辯證方法論，法律不僅要化解沖突，更應促進和諧，不僅是人與人在社會經濟中合作、協調，而且人與自然的協調，即要保護資然資源，保護自然環境，這些在經濟法的可持續發展等中都有體現，可見經濟法、社會法是以和諧論為方法論基礎的。

三、民商法與經濟法的聯系

社會世界是復雜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社會有兩張面孔，一方面它是由個體構成的，個體是有利益沖突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有機體系，在這一有機體中，各要素或各于系統又是相互和諧的，每個要素或系統只要實現其功能，社會就可達到較理想的秩序狀態。因此，現代思維，在方法論上的反映就是任何法只是以一種方法論為重點并不排斥另一種方法論。這在民法中就體現為私法公法化趨勢，即在以個體主義、個人本位為核心的同時，也不完全排斥整體主義，在強調利益沖突時，也不完全排斥利益的和諧。就經濟法而言，在強調整體、和諧的同時，并不是對個體利益毫不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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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樣才能實現使學生具有正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創新的能力呢？除了學生從教師的課堂教授過程中領會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和學校、以及學院安排的實踐活動外，畢業論文或科研創新項目的設計與寫作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在本科各專業培養目標和培養要求之后，都附有要求學生完成畢業論文寫作，作為對培養學生科研能力的要求。這兩年教育部和學校也都提供資助設立大學生科研創新項目，這也是培養大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措施。

畢業論文寫作或科研創新項目工作，不是寫教科書，不是寫文獻綜述，而是一項科學研究活動，是發現和分析、解決問題的過程。《北京高校非工科類專業畢業論文(設計)質量評價方案(試行)》對畢業論文提出三個評價基元。第一評價基元，是評價選題質量，要求選題體現本學科專業特點和教學計劃中對知識能力結構的基本要求，選題要能夠解決本專業的某個理論、方法或應用研究中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實際價值。第二評價基元，是評價綜合運用知識、文獻、研究方法和手段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三評價基元，是評價論文或設計項目在解決問題等方面的理論價值或實際價值。《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生畢業論文評分標準》對畢業論選題提出了科學性、創新性、應用性和可行性的要求；對科學方法的運用提出了論證充分、論據確鑿和邏輯性的要求，對論文的寫作和文獻引用等也都提出了符合現行科學論文標準的要求。

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畢業后在各種崗位上會面臨接受領導和客戶交給的工作委托，撰寫調研報告、寫計劃書和專題研究報告等。所有這些委托都向我們培養的學生提出發現問題及其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并加以實施的挑戰。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基本的科學素養，是高等學校應當給予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訓練或科研創新項目活動就是這種重要的給予之一。因此，畢業論文的寫作或科研創新項目的活動，是直接嘗試用現代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發現問題及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好機會，更是直接嘗試鍛煉和展現自己科學素養能力的極好機會。

學生畢業論文或科研創新項目的活動也是反映學校教學和科研管理水平和教師能力的重要指標。我們在檢查教師對畢業論文的評語中可以看到，一些教師對學生的選題判斷有誤，把寫教科書的選題、寫文獻綜述的選題、把超出自己專業能力的選題，都作為合格甚至優秀的選題批準開題，甚至成績也評為優秀；一些評語不能判斷畢業論文在立論、分析、寫作和文獻評論等方面的問題，評語抽象籠統，優缺點缺位等等。這種現象不僅在本科生畢業論文的指導中存在，在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指導中也是存在的，有時甚至還很嚴重。這些都反映了教師本身有待于改進畢業論文的指導工作，管理層有待改善對論文評閱環節的控制。當我們的學生在畢業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能完成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挑戰時，實際上也折射了我們在指導學生培養畢業論文寫作能力和整體管理能力上的缺陷。教師閱讀和評論學生的畢業論文除了是培養目標所要求的職業責任所必需之外，還有兩個有利于教師的“利己主義”理由：一是，檢查和鍛煉、提高我們自己發現問題及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評閱學生論文中所得到提高的這些能力，不僅有助于教師之間的學術批評與討論，還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完成校外其他部門委托的各種評閱工作。二是，學生選題的多樣性、資料和證明的方式多樣性也為指導教師提供了豐富的知識，指導和評閱學生的論文實際也是我們從學生那里獲得新知識的過程和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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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兩種基本范式。在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歷史上，曾經歷了由思辨主導的質化研究為主流到以事實數據為主導的量化研究為主流。到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單一使用一種方法的局限性及不足，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逐漸被整合到同一個研究中。通過了解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社會科學中的發展歷史和對立，深入探討兩者的哲學基礎，從而得出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實現整合，同時跨越單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發展

質化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質化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民族志”的研究。“民族志”是人類學中的一種研究方法，是對人及其所在文化的整體性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進行詳細、動態、情景化的描述，它要求研究者長期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獲得對當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早期的質化研究主要是憑借主觀經驗和理論思辨來進行的，缺乏統一的方法論指導和操作規范，一直只在有限的范圍內使用。到20世紀80年代，質化研究方法逐步成熟起來，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概念、方法、理論以及統一的規范和操作程序，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量化研究指在研究中運用實驗、調查、測量等量化的手段來收集和分析研究資料,從而判斷研究現象的性質,發現內在規律,檢驗某些理論假設的研究方法。在古代社會，由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從哲學中分化出來，所以作為以研究社會現象為目的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哲學方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到了文藝復興以后，自然科學擺脫了神學思辨和經院哲學的束縛，開始采用培根所倡導的觀察實驗方法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影響下，社會學家開始思考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霍布斯提出人類現象與自然現象并無不同，可以把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應用于研究人類現象。孔德也提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要把社會學建設成為一門實證科學。涂爾干則主張社會科學應該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用實證的方法、確鑿的數據來表達社會事實。自19世紀后期以后，質化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

二、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對立

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從它們形成之日起，就存在本質的區別。質化研究遵從人本主義的觀點，強調在對社會現象和人的社會行為進行研究時要考慮到人的特殊性，要注意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的差別。它強調要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社會現象是被研究者所涉入和經歷的生活世界，所以研究者只有掌握了被研究者個人的世界及對事件整體背景的了解，才能明白被研究者行為的動機及事件的意義。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質化研究多采取開放而富有彈性的研究模式及描述和歸納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質化研究常將發現問題、收集資料、分析等環節交替進行，研究者在與被研究者交流的過程中能不斷發現新問題，深入探討問題。研究方法上，質化研究也常采用描述的方法將研究場景完整呈現，雖然這點常常為量化研究們所詬病，但現代的研究技術，如錄音筆、錄像機等能為質化研究提供相應的規范操作的支持。另一方面，質化研究由于采取開放的研究態度，在研究初期一般不預設理論構架或假設，以避免將既定的價值或看法加諸于被研究者身上。

而量化研究則遵循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對社會現象及其相互聯系的研究應該參照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具體客觀的觀察基礎上，通過經驗概括得出結論，并且這種研究的過程是可重復的。量化研究基于的假設是，社會現象是獨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觀存在，研究者必須采取客觀的觀察和測量，最大限度的實現研究的客觀化。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系上，量化研究強調兩者之間的主客關系，研究者要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對被研究者進行研究，盡量避免主觀價值的涉入。在這樣的研究原則指導下，量化研究在社會科學中主要是采用可重復而客觀的研究模式及演繹和驗證的研究方法，以確保精準化、形式化、可操作化和數量化。在研究過程中，量化研究常對概念進行操作化的處理從而對感官經驗進行量化和測量，同時設置一定的假設，在選取有代表性的樣本的基礎上，對假設進行檢驗并推論到總體的特性。為保證最大限度的客觀性和可重復性，量化研究常采用調查問卷、測量統計等方法。

三、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哲學基礎的相通

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在原理和方法上有明顯的不同，質化研究主要是為了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而量化研究則是回答“有多少”的問題。這兩種研究方式為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兩種不同的圖畫。它們之間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都是以社會實在為對象，以求解社會難題為目的，以對社會現象的描述和解釋為形式，以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理性重建為途徑，來揭示社會運動的本質。在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它們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相輔相承，發揮著各不相同的作用。

陸續經歷了19世紀思辨與實證社會科學的分離和20世紀邏輯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的爭論之后，社會科學家逐漸接受了后實證主義所主張的科學的模式和目標都應該是多元的，社會科學可以是科學取向也可以是人文取向，不應該一味的強調客觀主義。同時，他們也逐漸認識到，雖然價值對于研究整個社會系統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方式上應該是“價值無涉”的，研究者不應該在研究過程中投入個人的價值或利益。研究者們在科學理論和經驗事實的關系上達成了共識，也就是說科學理論的建立必須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理論的有效性驗證或進步不能完全依靠于經驗事實。

雖然質化研究的基礎是人本主義的觀點，而量化研究基于實證主義而進行，但是這兩種哲學觀點之間并不是完全對立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有別于其他種類的哲學，哲學間的聯系是存在的。實證主義側重于研究客觀化的、靜態形式呈現的經驗，而人本主義注重被解釋的、動態呈現的客體的意義。隨著實證主義者和人本主義者認識上的進步和反思，實證主義逐漸實現客觀化的弱化和對研究事物整體性認識的強化，而人本主義在客觀化和科學性上逐漸加強，這樣的發展趨勢為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結合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研究實踐中，兩種方法已實現統一，兩者間的互補性已成為不容爭辯的事實。在自然科學領域，質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得到廣泛應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社會研究方法中的概率論在自然科學中的應用。物理學家將其引入物理學的研究中，建立了統計力學。而在社會科學領域，量化研究更是被大量的引入到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心理學、教育學、歷史學、管理學等很多學科中，取得了大量的成就。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的模型化、定量化和自然科學的社會化、定性化傾向，使得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趨于整合。

四、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整合

首先，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整合表現在社會科學研究模式的階段性和連續性上。研究者不僅僅承擔收集資料和用經驗理論來解釋資料的任務，同時還承擔用事實來驗證理論的任務。社會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包含了觀察、解釋、進一步觀察、進一步解釋的過程。也即一種理論的發展是包含以歸納為特征的理論構建過程和以演繹為標志的理論驗證過程。雖然在實際研究中研究者可能是由觀察事實出發進而概括上升為理論，或由理論出發去進行觀察并以此來支持、反對或修改理論，但這些都包含了建構理論和驗證理論兩個組成部分，而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則在這兩個組織部分中分別承擔了研究方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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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恢復對行政學的研究，至今已經歷20多年的學科建設，取得了諸多進展與成績。但是也應認識到，與西方國家先進理論相比，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一、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現狀

（一）研究方法較為滯后

對于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理論的發展來說，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學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雖然我國一些學者已經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則原理推導法、總結經驗法等等，集中表現為靜態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現象，而沒有意識到動態分析的重要意義。可見，我國有關行政學的研究方法論建設集中停留在初級發展階段。很多研究主題尚未存在文獻評估，也沒有明確的研究目標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遠遠不足。當前，很多非實證性的研究取向也沒有遵循批判研究、詮釋研究等方法，嚴重影響了中國行政學的研究質量，在知識增長方面沒能發揮作用。

（二）路徑依賴現象嚴重

所謂“路徑依賴”，主要是行政學者過于習慣或者依賴某種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而靈活選擇，同時方法論的創新意識與能力不強。尤其對于一些非專業出身的行政學家來說，路徑依賴現象更為嚴重。由于他們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受過任何系統性的方法論訓練，沒能有意識地吸收新觀念、改變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學的學者多用哲學觀念、思辨色彩來探討行政學問題；研究歷史的學者則采取文獻分析、歷史分析等方法來探討行政學問題。雖然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優勢，但是過于狹隘，將觀念禁錮在某個角度，顯然不利于方法論的全面建設與發展。另外，還有一些導師習慣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也會將其傳遞給自己的學生，進而形成導師與弟子的方法論繼承，也是路徑依賴的一種形式。

（三）方法論研究有待強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作用，我國有關行政性的整體研究較為滯后，尤其在各種學術刊物中，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研究的論文相對較少，專著更是十分鮮見。大多機構沒有將行政學方法論作為專門的研究課題。當前，行政學方法論的滯后已成為制約行政學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夠重視。另一方面，以我國當前行政學界的研究重點與方向來看，有關方法論的訓練非常匱乏；相關研究學者普遍存在創新意識、創新能力不足現象，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創新力度不足問題。但是若想實現方法論的創新與探索，就必須進行大量的實踐與試驗，這就涉及到經費的支持問題；例如，在一些實證研究工作中，必須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與時間，如果缺少了經費的支持，研究活動無從談起[2]。

二、西方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與途徑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歷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漸完善、成熟，形成一道體系。在西方行政學中，主要集中在詮釋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對應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結合目標、邏輯等不同實行優化選擇。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來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復雜性，如果僅有單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遠遠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為著眼點，對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認識與見解，并且不同的途徑存在不同的價值與觀念，彼此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學、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也是可供選擇的視角。從西方行政學的整體發展來看，多種研究視角、研究途徑給我國帶來深刻啟示。

（二）激烈的方法論討論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中，各種矛盾、沖突及爭論屢屢存在，而對學科研究方法的討論與反思則是一個熱門性話題。經過長期的反思與探討，一些西方行政學者逐漸意識到，行政學的合法性危機實際上也是方法論面臨的危機，也就是當前行政學研究過程中過于關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難以對公共行政產生系統性、完整性的認識。從公共行政領域來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維的基礎上，但是很多學者也開始批判過度張揚的工具理性研究行為。另外，在大多數理論研究過程中，涉及到問題描述和變量識別問題，那么將公共行政研究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比較，顯然存在一些不足，這就提醒學者應更多地關注核心議題，爭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優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論的訓練

與我國長期忽略行政學方法論的情況比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論教育與訓練領域做出了較大努力。當前，西方國家已經關注到科學方法是開展一切學科研究的基礎所在，因此在行政學教育專業中開設了有關方法論的研究課程，如行政學的高級學位教育中，方法論教學占據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學的培訓過程中，除了關注研究方法以外，對行政管理的實踐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視。以美國為例，較為關注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統性的思維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決策技巧等。

三、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借鑒西方觀念的幾點建議

（一）深入探討行政學研究方法論

以我國當前方法論滯后的實際情況來看，與研究方法的滯后存有必然聯系。結合西方行政學的發展經驗，我國必須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資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提高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的層次與質量。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學研究的后期階段，在學科知識增長、理論進步方面起到積極作用[5]。實際上，這也是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的“關照”或哲學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學方法論的具體方法，不能僅停留在表面階段，更要以哲學角度為出發點，對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具體方法、原則進行探討。

為了更好地踐行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必須采取一定的發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勵專業的行政學教師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設，并發表學術論文；其二，在各個學術期刊中開設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專欄，為專家學者提供交流的空間與陣地；其三，各級機構應加強重視程度與支持力度，在行政學方法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鼓勵出版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著作與研究成果；其四，組織各級學者召開相關研討會，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促進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與發展[6，7]。

（二）以“中國特色”為出發點

以我國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現狀來看，若想實現長遠性的研究目標，仍需從多方面作出努力。結合我國發展實際情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研究體系，必須從行政學研究方法論角度為著眼點，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建設：首先，在方法論體系的最高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方法理論思考，也就是行政學研究的基礎與“元理論”，以宏觀角度落實行政學研究方法建設的目標，有針對性地選擇指導方法，逐漸構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論與研究技術體系，對行政學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8]；其次，在方法論體系的中間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思考。實際上，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涉及到諸多方面，結合各種劃分標準，可以對研究方法進行分類，根據不同情況而優化選擇；再次，在方法論的最底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技術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學過程中涉及的具體資料、方法與手段等，如問卷調查、抽樣分析，這些都在行政學研究中起到積極作用。

（三）加大方法論的訓練力度

從西方行政學的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加強對方法論的教育與訓練，是行政學研究的重要方向，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成功經驗。為了改善我國在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方法、觀念等方面的滯后現象，必須通過教育手段進行優化，貫穿全新思路與方法。當前，我國以本科、碩士及博士的多層次學歷教育體系為主，但是無論是哪一階段，都缺少對方法論的系統教育；再加上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落后于西方國家，缺乏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論體系，那么就需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軟件等，都應在行政學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覺運用，需要一個不懈努力、長期積累的過程。因此在行政學的本科階段就應開始著手訓練方法論，開展具體化的方法論教育與訓練工作，結合專業領域的發展方向，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技能與方法，為學生今后就業或深造奠定基礎，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發揮終身教育的作用；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訓練之外，更要開展反思性校驗，也就是對方法進行審視，并自覺地運用到實際中。

總之，我國已經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的重要程度，客觀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與缺陷，積極借鑒西方先進的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經驗，指導我國體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國特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胡召音，姜杰.全球化進程中中西價值觀念的融合與沖突[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

〔2〕黃帆.中西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的差異及對策[J].決策與信息（下旬刊），2011（4）.

〔3〕包國憲，郎政.治理、政府治理概念的演變與發展[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4〕施雪華，李凱.倫理本位與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學之價值取向[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9（1）.

〔5〕程倩.論中西學術交匯中的服務行政理論研究[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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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0)07―0018―03

一 教學設計研究方法的簡述

教學設計處在教育技術學的核心位置,其研究是否成熟可以作為教育技術學是否成熟的一個標準。然而其理論研究仍存在許多困惑和誤區,一些研究者常常將教育科學的研究方法用來作為教學設計的研究方法,用學習理論研究方法來推衍教學設計理論研究方法,一些研究常出現“偏”、“錯”、“越”的狀態,而且有的研究者分不清方法論與方法的區別,將二者等同,這里有必要對其進行說明。

方法論是指導研究的思想體系,包括基本的理論假設、哲學取向和原則,它關注的不是某一具體研究方法,而是對指導現有研究方法運用的理論體系的反思。[1]方法論在不同層次上有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之分。科學方法論,包括培根的實驗方法與歸納邏輯、笛卡兒的數學方法與演繹邏輯,以及貝塔郎菲的一般系統論方法。關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實現主客觀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論是哲學方法論;研究各門具體學科,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于許多領域的方法理論是一般科學方法論;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是具體科學方法論。[2]三者之間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補充的對立統一關系;而哲學方法論在一定意義上帶有決定性作用,它是各門科學方法論的概括和總結,是最一般的方法論,對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有著指導意義。

教學設計方法論是指導教學設計研究的思想體系,其演變受西方哲學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影響。因此,它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兩類方法論作為其支撐:一是理性主義教學設計觀,即科學主義教學設計,主要是以客觀主義的決定論為基本原則,以可預測和線性為基本特點,強調教育教學的規律性,強調知識的明確表征以及教學設計研究體系的規則化和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二是人文主義教學設計觀,即后現代主義教學設計觀,主要以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肯定了人的意志、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以及人的本能沖動,強調知識不是純客觀的,而是根據教學情境進行反思、詮釋、批判、行動、共同構建、實踐、欣賞和進行藝術化的工作。由于超文本技術及網絡技術開放性的特點能很好地實現建構主義教學設計的思想,所以后現代主義對教學設計的影響越來越大。

然而我們不難看出科學主義教學設計與人文主義教學設計都各自把握了教學過程的一個方面,要么看到教學的規律性,要么只關注教學過程的復雜性,二者對教學過程的認識都是片面的。從兩級走向多級是教學設計方法論選擇的必然。然而面對教學設計理論研究的諸多問題,應該從哪些方法上進行選擇?什么方法是最適宜的?下文將給以建議和對策。

二 教學設計研究問題的取向

對于教學設計研究方法的探討,只有在明確教學設計研究取向的前提下進行。否則就是“紙上談兵”或“避重就輕”。教學設計從產生至今,研究取向正在逐步發生著變化,研究這些取向發生的變化,以及研究它的現狀和方向,對于合理選擇教學設計的研究問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教學設計在我國研究的20多年中,對于教學設計研究方法的闡述,楊開城先生的研究比較詳盡。他認為,教學設計研究取向大致可分為兩種:基于教學策略要素或教學模式(以下簡稱基于策略/模式的教學設計)和基于學習活動的教學設計。[3]這兩種研究取向的不同主要體現在要素間關系上,基于教學策略/模式的研究取向將教學方法、教學媒體、教學組織形式等要素看作是并列關系。而基于學習活動的教學設計的研究取向認為學習活動是達到學習目標的最核心的方法性要素,學習活動、學習環境和知識傳遞這些方法性要素形成了明顯的層次和從屬關系。

陶丹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學設計》一文中,根據1994――2007年的文獻分析,教學設計的研究問題可以分為三類:(1)本體論研究:“概念,含義,定位”、“歷史,新發展,趨勢”、“研究方法,方法論”、“模式,模型,框架”和“設計原則”五類研究;(2)理論基礎研究:“理論基礎,基本理論,設計觀”的研究;(3)應用研究:“課件、網站、課程等設計方法”和“應用中具體問題解決”兩類研究。在這三種研究中,本體論研究大約占53%,理論研究占26%,應用研究占21%。[4]可見研究者通常放在本體論和理論基礎研究上,而應用實踐相對較少。這就導致很多教師在教學中只是將教學設計作為一項任務去完成,而不會真正發揮其價值。另外,很多教學設計的研究者經常會產生“亦步亦趨”的狀態,因此對于文獻所分析的內容并不能完全說明教學設計應研究的內容。那么教學設計應研究什么?我們需從其根源進行探討。

加涅說,教學設計的核心目的是“促進人類有效學習”,這就決定了教學設計的研究應源于教學實踐中的問題,研究成果的價值也應在教學實踐中得到最終體現。[5]美國教育研究理事會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大量的教育研究問題歸納為相互關聯的三類形式的問題[6]:描述性問題――正在發生什么(理論和描述性研究)?因果性問題――是否有系統性的影響作用(因果效應研究)?過程性或機制性問題――為什么會發生或是如何發生的(因果機制的探尋)?這三類問題的順序也正好反映了一項研究的大致發展次序及其相互聯系。

教學設計研究要解決的最直接的問題是如何通過促進老師的“教”來提高學生的“學”。依據教育研究問題的三類形式和教學設計中的關鍵概念,我們可以用如下表格來描述教學設計中的研究問題。

三 教學設計研究方法的選擇

一般來講,教學設計在研究時需使用的方法為三種: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與專門研究方法。本文探討的是一般研究方法的選擇問題,即研究“質”“量”問題。概括來講,質性研究通常用訪談、觀察、實物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來探討意義解釋類的問題,量的研究是通過問卷、實驗、測量、統計等方法來檢驗可概括的理論假設。兩者根本區別在于:前者認為有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非常復雜而充滿意義的,而且意義的解釋是地方性的、多元的,必須通過研究者的主觀參與才能理解。后者認為,人世間的事物之間存在相互關系,通過數據分析能夠相對精確的揭示這些關系,并能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7]顯然前者將簡單問題復雜化來揭示意義的多重性和情境性,后者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才能用量化的方式對現象進行因果關系的計算。

質性研究不同于定性研究,它們的共同是“解釋闡釋的”,即都對研究現象進行意義解釋。但是不同的是,質性研究還要求是“實證的”,不完全是“思辨的”,即不僅需要思考,還需要有實地調查和一手資料的支持。質性研究的規范、系統、相對精確是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對量的研究過于泛濫之后,不僅對實證有明確要求,而且在研究程序、方法、技巧以及“效度”“信度”和“研究倫理”等問題上逐步科學化。可以說,質性研究是“后科學的”,是發生在科學主義之后的。

對教學設計研究中的方法選擇,不同研究者主張不一。很多時候,針對同樣的現象,不同研究者視角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研究問題并使用不同的方法。許多研究者認為,對于研究方法的選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筆者認為這等同于沒說。因為“質量”研究從其本源上來講所遵循的理論范式、研究程序、操作技術、價值取向都有著本質區別,所針對解決的問題也不相同。另外,很多研究都是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綜合起來使用,這對于解決問題不失為一種好方法,但是筆者認為要樹立清晰的方法體系,在面對不同的問題時,最好有一個明確的方法取向,這樣才使得研究準確有價值。

基于上文探討的教學設計的研究問題的取向,以及教學設計本體論性質和各類研究方法(主要探討一般研究方法)的性質,我們可以用表2來描述教學設計的方法。本文討論的目的,不是確定教學設計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研究方法,而是針對具體研究內容來明確自己研究方法的屬性和選擇。教學設計屬于人文社會科學,在這個領域主要的研究范式為:實證主義、解釋主義與批判理論。量化研究屬于“實證主義”,質性研究屬于“解釋主義”,而行動研究屬于“批判理論”。“質”“量”研究都屬于“學術導向”,目的是求真,了解和理解事情“是什么”,而行動研究屬于實踐導向,目的是求善,探討的是“應該是什么”。在我們教學設計的研究過程中,“質”、“量”研究歷來是研究者所崇拜的取向,在這個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在近幾年,行動研究受到教學設計研究者的關注,筆者認為,行動研究將是教學設計的“第三條道路”,它以反思為基礎,認為行動中的知識很難用語言來解釋,只能在具體環境和問題解決中才能了解到行動者的“真實想法”。但是行動研究不是一種研究“方法”,因其在研究中可采用量化,也可采用質性方法。但在教學設計行動研究中,大部分人用的仍是量化研究,比如何克抗的《信息技術環境下問題解決教學實證研究》。筆者認為,質性研究將更適合于教學設計的行動研究,因為質性研究強調反思,符合行動者在研究中反思并及時進行調整的要求;質性研究還有對大樣本和嚴格實驗的要求,對行動者更便利;質性研究作為一種方法用在行動研究中,還能糾正一些弊端,如研究者的研究內容脫離實際等。

本文關于教學設計研究方法的探討,筆者認為還存在很多不足,如對教學設計研究內容的概括不夠細致,以及對研究方法的選擇缺乏實證等,僅僅是依據理論及文獻,筆者只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在教學設計的方法研究中有更多的學者可以參與進來,使得教學設計這個橋梁學科能夠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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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陶丹.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學設計研究[J].現代教育技術,2008,(11):42-45.

篇10

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盡管同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平衡論”

這一命題的學者越來越多，但暫時仍持相左意見者也為數不少。行政法學界關于現代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理論分歧主要針對平衡論的研究方法與現實基礎。平衡論者并不否認平衡論有理想成分，但更不容否認的是作為整體的平衡論無疑是來自現實、服務現實、指導現實的；暫未接納平衡論的學者則認為平衡論避“實”就“虛”，其研究方法不太科學，理論主張也缺失現實基礎，故將其視為“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言過其“實”。

評判平衡論的“實”與“虛”，首要的問題是達成評判標準上的大致共識。作為理性思維的產物，任何理論都不可能與實踐一一對應，理論源于現實卻又高于現實，并通過標明現實的完善方向與完善方式而體現其理論指導價值。平衡論亦然。而且，較具體的行政法理論而言，作為理論基礎的平衡論只有更具抽象性才能更好地起宏觀指導作用。因此，行政法理論基礎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但絕對不能據此就認為平衡論就是“虛”的。如果將平衡論的“實”定位為對行政法制現實的消極反應，就正好否定了平衡論的行政法理論基礎地位。因此，評判平衡論的“實”，關鍵在于考察平衡論是否揭示了行政法制的“真際”-隱藏于行政法深層次的“理”或“道”。

由此可見，評判平衡論“虛”“實”的標準主要有三：

第一，平衡論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社會科學方法論要求；

第二，平衡論是否成功地揭示了行政法的歷史延續性；

第三，平衡論是否回應了來自經濟、政治、社會與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現實要求。

與此相對應，關于平衡論的理論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平衡論的研究方法；平衡論的現實針對性；平衡論的經濟維度；平衡論的政治維度；平衡論的人文精神維度；平衡論的實踐性；平衡論的法治意義等。以下分別進行討論。

二、平衡的研究方法：平衡論遠離實證？

質疑觀點：平衡論只是一組純粹應然命題的集合，整個理論體系缺失實然層面；或者，平衡論的構建方法是純粹規范性的，缺少實證分析。

對照社會科學方法論，一種缺少實證支持的規范性理論很難經得起實踐考驗，行政法基礎理論的形成也必須遵循社會科學方法論規則。平衡論是由一組具有內在邏輯性的、相互支持的觀點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平衡論者堅持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哲學思維，這就保證了每一重要理論觀點的形成都既有實證支持（事實），也有規范分析（價值判斷）。大致說來，平衡論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種：矛盾分析方法、理想類型方法、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方法。

（1）矛盾分析方法。平衡論認為，行政法是一個圍繞行政主體與相對方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而展開的規范體系，行政主體與相對方是行政法內部的兩個矛盾主體。平衡論采用了辯證思維，將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視作對峙互動的矛盾雙方，既正視矛盾雙方的對立性，又顧及矛盾雙方的合作性。

（2）“理想類型”方法。實踐證明，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

研究方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科學方法，它已被國內外行政法學者所廣泛運用。平衡論者提出管理論、控權論與平衡論等三種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理想類型”，以及管理法、控權法與平衡法等三種行政法“理想類型”，與“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謀而合。作為平衡論的對立理論形態，管理論與控權論也是平衡論首先提出的，這“兩論”本身也是平衡論的基本理論主張。盡管有些學者一方面斷然否定平衡論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卻又在事實上接受了管理法（論）與控權法（論）的理想類型，此即反證了他們實際上是承認平衡論者采用了“理想類型”方法。

（3）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平衡論者在型構平衡理論的過程中，既通過探究行政法制實踐，以實證的方法得出一系列理論主張，又并不隱瞞自己的價值判斷，力求以實證分析保證理論的現實性，以規范分析保證理論的前瞻性。惟此，平衡論旨在揭示行政法背后的“真際”，其理論構建方法符合思維規律，基本上做到了（從行政法制實踐中抽象出共性的）形式邏輯與（以行政法學理論指導行政法實踐的）辯證邏輯的統一；而且，還強調具體理論觀點與（經濟性實證分析的）數理邏輯要求相吻合。

三、平衡論的現實針對性：平衡論回避了現實？

質疑觀點：平衡論是一種簡單的“否定之否定”的結論，是一種對管理論與控權論的折衷處理，是一種回避現實的中庸作法，缺乏反映中國行政法制現實的針對性。

作為一種在回應時代需求的行政法哲學，平衡論的確是時代的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在“管理論”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消亡而衰微之后，“控權論”曾一度活躍。然而，在現階段的中國推行“控權論”

并不實際，這不僅歸因于英美控權法是以健全的司法審查制度與完善的行政程序為主要控權手段，而且還具有權利本位、自由主義、消極政府、企業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等現實基礎，而這些思想觀念與制度環境，在90年代初的中國并不具備。此外，發端于70年代末的世界公共行政改革了也要求各國重塑一個“有活力”的政府，英美傳統的控權模式也因此處于修正之中，以謀求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由此可見，管理論與控權論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只能直面現實，構建自己的理論基礎。正是迫于這種理論困境的壓力，平衡論才應運而生。可以說，平衡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行政法學界針對中國的實際，選擇了超越管理論與控權論的“第三條道路”。

熟悉平衡理論體系的人是不會提出“平衡論只是對管理論與控權論簡單折衷處理的產物”之質疑的。實際上，管理論與控權論作為兩種極端的理論模式，它們的價值取向、功能定位、動作機制、制度體系等都迥然不同，二者在理論模式上無法進行折衷、整合。平衡論之所以能超脫原有的理論困境，只能歸結為其理論框架的超越性，突破了管理論與控權論思維定勢，憑借全新的辯證思維來考察具有互動內傾的、對立統一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形成自成一體的關于現代行政法的調整對象、價值目標、功能定位、運作機制、制度創設與變遷等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平衡論與管理論、控權論，可謂存有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