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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隨著經濟增長帶動城市化的發展，我國城市的數量在逐年的上升，一些中小城市的規模也在逐漸的擴大，這樣導致的結果是更多的農業用地轉化成城市的建設用地和工業用地，農耕地面積在逐漸的減少。尤其在我國近幾年房地產發燒階段，很多城市頻現“無人區”，大量的土地被圈成住宅用地，但由于種種原因房子修好無人居住，逐漸荒涼變成一片廢墟;其次，由于農業生產都是家庭聯產承包，每家就那么幾畝地，糧食作物生長期長，勞動者從中獲得的利潤遠遠小于二、三產業，再加上整個社會消費水平的逐年上升，家庭經濟開銷的壓力，使得很多農民扔下土地跑到沿海一些城市打工，這樣產生的結果是很多的農耕地被荒廢，雜草叢生。再者就是農村的宅基地問題，很多家庭在修建新住宅樓時并沒有修建在舊的宅基地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重新修建而老房子并沒有拆除并轉化成農耕地。

以上三種現象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明顯，使得我國的土地資源逐漸的減少。在連續這幾年召開的兩會上，都會涉及一個問題――保護中國18億畝耕地紅線。民以食為天，我國是一人口大國，盡管國土面積很大，但由于受到地形和氣候的影響，使得耕地面積有限，再加上我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多自然災害，所以確保一定的耕地面積是保證人民糧食問題的本質所在。針對這一問題，國家應從法律政策方面給予相應的土地管理制度，并嚴格執行把關，嚴防盲目占用農耕地，防止土地的流失;當然，針對農村出現大面積的荒廢地，除了法律制度，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將大量分散荒廢的土地統一收回再承包給個人或集體，發展一些農業產業園，瓜果、蔬菜種植基地等，實行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這樣既保護了荒廢的土地，同時又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2、家庭問題

這一問題主要發生在大量的農村，體現在兩個方面：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和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不協調，東部沿海地區利用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雄厚的資金，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良好的工業基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吸引著大量農村人口的流入，使之成為我國人口的主要遷入地。相反，我國中西部地區，交通閉塞，經濟落后，城市化水平低，成為我國主要的人口遷出地。計劃生育的實施，使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減低，人口增長速度逐漸減慢，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總數依然持續上升，導致當今很多家庭呈現出“4―2―1”模式（即兩個年輕人，一個小孩，四個父母），加之整個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和人們消費水平的提升，使得一個家庭的兩個年輕人生活壓力很大，尤其在廣大農村，如果兩個年輕人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就只好通過常年外出打工供養整個家庭。正是這樣一個原因，很多小孩從小就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隨著年齡的增長，加之父母長時間不在孩子的身邊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愛和良好的教育，導致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如性格孤僻，缺乏自信心、感恩之心，自暴自棄等。“少年強則國強”，父母永遠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從小一個孩子沒有在一個好的環境下生活成長，長此以往，將會影響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國家！老有所依，養兒防老，看著自己兒女常年在外奔波，自己相幫但也實在沒有辦法，遇到逢年過節雙休日，看著別人一家人圍著桌子熱熱鬧鬧的吃飯，自己家里冷冷清清，孤獨、冷清，還有一顆對兒女的思念之心！老人有病，兒女也不能在身邊照顧。

走進農村，很少見到年輕人，留下的都是老弱病幼。建設一個和諧社會，首先是家庭的祥和！作為一個剛參加工作三年的新教師，看著身邊的很多孩子和家庭我深有感觸。個人認為，解決上述兩個問題，除了靠國家近幾年實施的農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更關鍵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的流動，即進行“產業的轉移和升級”。大量農村人口流向沿海地區，就是因為沿海地區經濟水平高，有很多的就業崗位和工作機會，所以，適當的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部門從東部逐漸遷移到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進行產業的升級尋得更大的經濟效益，這樣，中西部地區大量的農村打工者就可以在自家門口打工，即可以保證家庭的收入，又可以留在家人身邊照顧小孩贍養老人，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逐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的經濟差距。可謂“一石三鳥”。

3、環境問題

篇2

2、結果

2．1樣本組成

本次調查共收集了387例體重指數大于等于24，年齡在18～70歲之間的。其中108例痰證積分≥100分歸為痰證組，男62例，女46例，平均年齡(48．50±10．355)歲。由于納入的生理生化指標中，不少與年齡性別有關，因此選擇痰證積分小于70，且年齡性別與痰證樣本相匹配的樣本共106例作為非痰證組。

2．2體重過高人群中單個指標與痰證的相關性

分析痰證人員與非痰證人員50種指標的差異，共有3種指標在兩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01)，具體見表1。從表1可知其中2種肝功能指標在痰證組顯著升高，為直接膽紅素和谷氨酰轉肽酶。1種血液指標在痰證組降低，為平均紅細胞血紅蛋白濃度。

2．3體重過高人群指標網絡分析

本次調查共納入指標50種，痰證組指標之間顯著的兩兩相關關系417個，相關系數＞0．5的65種，非痰證組相關系數＞0．5的59種。計算網絡中50指標的度、加權度、特征向量中心度，使用Gephi軟件，進行網絡結構的可視化操作，痰證組指標網絡如圖1A，非痰證組指標網絡如圖1B。計算痰證組中網絡的平均路徑長度為3．688。非痰證組的平均路徑長5．511。從圖1A可知，具有最大的度、加權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的指標是血液中的白細胞計數，說明其不僅在網絡中影響著最多的其他指標，而且影響的力度最大，并且影響的指標都是具有較多影響力的指標，綜上所述，在BMI≥24痰證人群中，血液中白細胞數量的改變，對這50種指標影響最大。從圖1B可知，在BMI≥24非痰證人群中具有最大影響力的指標是血液中的血紅蛋白測定。說明痰證與非痰證人群生理功能狀態上存在客觀差異。每個節點代表一種指標，連線代表二種指標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深色連線代表相關系數＞0．5，淺色連線代表小于0．5;節點的大小與節點的度、加權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的和成正比。

篇3

在兒童社會性發展研究領域中,人們普遍認為家庭是影響兒童社會性發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環境。但是,這種看法近來受到了挑戰。1995年,美國心理學者哈里斯(J.R.Harris)在美國頗具影響的雜志《心理學評論》上發表了長篇綜述,闡述了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可能較小,并首次提出了“群體社會化理論”[1]。然而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是否也同樣適合于我國文化背景?本文對此加以探討。

一、群體社會化理論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觀點

(一)群體社會化理論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國心理學家麥考比(E.Maccoby)和馬丁(J.Martin)以大量有關父母對兒童影響的研究資料為依據,提出了兩個可能的觀點:其一,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可能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對待孩子。然而,許多發展心理學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麥考比和馬丁的第二個可能的觀點上,第一種可能的觀點卻沒有得到重視[2]。針對這種情況,1995年,美國心理學家哈里斯對麥考比和馬丁提出的兩個可能的觀點進行考察,并在《心理學評論》上發表了《兒童的環境在哪里?――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首次提出了群體社會化理論,否定家庭環境影響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養的假說》一書,批判和否定了教養的假說――父母對兒童的成長有決定性的作用,家庭環境是兒童生活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更為詳盡地論述了群體社會化理論[3]。

(二)群體社會化理論的基本觀點

1.父母對兒童的人格發展沒有長期的影響

(1)兒童的社會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認為,傳統的研究以“教養的假說”為基本假設,沒有考察父母是否影響兒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響兒童,這在理論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體社會化理論的核心假設是社會化具有情境特異性,即在一種情境下學到的東西不一定會表現在另一種情境之中。具體地說,就是兒童在家庭內的習得行為與其在家庭外的習得行為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兒童長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為系統逐漸取代、超越家庭內行為系統,最終成為其人格的后天習得部分。所以,父母對兒童沒有長期影響,家庭外環境才是兒童社會化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

(2)進化論的觀點。哈里斯還用進化論的觀點解釋了兒童為什么易于丟棄人生頭幾年所學的東西,傾向于喜歡家庭外的情境超過家庭內的情境。第一,家庭環境極有可能不是兒童度過將來時光的場所,為了生存和發展,兒童必須學會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們必須脫離家庭形成聯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響,兒童與其父母已經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隨著環境影響的擴大,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會使兒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變異,這樣就會使得生態學上家庭個體成員的數目和變化減少,降低至少一個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這是人類作為物種進化和生存所必須避免的。

2.同伴群體是影響兒童人格發展的主要因素

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對兒童人格產生重要影響的環境是兒童的同伴群體。

(1)同伴群體內的同化與分化。家庭之外的社會化就發生在同伴群體之中。在同一群體中,并存著同化和異化兩種現象,共同影響著兒童人格的發展。當群體確認明顯時,群體內同化與群體間對比最易產生,群體確認在其他群體存在時變得很突出。群體認同多數成員認同的規則,一旦某個成員不遵守這種群體規則,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直到改正為止。這種因同伴群體的強制作用而產生的行為一致性對人格的發展有長期的影響。此外,除了這種同伴壓力迫使兒童遵守規則,兒童出于群體確認參與群體的愿望也十分強烈。正是這些同化現象使得同一群體的兒童逐漸相似。當只有一個群體存在時,群體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體成員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非相似的成員,這時則易發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體的成員在另一方面則更不相同。在每個群體中,兒童個體由于統治力量和人緣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等級地位,這種群體內等級地位的高低會對兒童人格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比如不受歡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這種感覺會持續一生。與此同時,同一群體中的兒童通過社會比較,能提供關于自己優勢或弱勢的信息,從而明確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這種社會比較,加大了成員之間的個體差異,對兒童今后的發展作了預測,影響到兒童的人格發展。

(2)文化通過群體過程傳遞。兒童的社會化主要通過文化的傳遞機制進行。根據群體社會化理論,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將文化傳遞給兒童,文化從父母同伴群體傳遞給兒童同伴群體。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體成員分享并支持的情況下,兒童在家中習得的行為才被傳遞到群體,來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兒童不會把家中的行為傳遞到同伴群體中。第三,通過選擇和拒絕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創造,兒童的同伴群體創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對兒童個體來說,文化的傳遞要通過兒童同伴群體的過濾。

總之,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同伴群體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環境因素。

3.成對關系對人格發展有沒有長期影響

哈里斯認為,成對關系和群體關系受兩個不同心理模型影響。因為這兩個關系形成時間不同――成對關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對群體的認同則晚得多;它們會引發不同的行為和不同的情感――成對關系對個體而言只會產生一些強烈的感情,只會引起行為的短暫變化。真正對兒童的人格發展有長遠影響的是同伴群體關系。

二、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況

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理論,可以說是對傳統的觀點――“家庭是影響兒童社會性發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環境”的挑戰,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少爭議。而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認為成對關系對人格發展沒有長期影響,這里是把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看成了成對關系。因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如全家一起去一個陌生地旅游時)可能把家庭看成一個群體,大多數情況下都認為家庭不是一個群體。而在我國家庭成員的關系比西方國家家庭成員的關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較早地鼓勵孩子獨立,到18歲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斷絕了經濟聯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國的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幾乎伴隨一生,不僅一直關心子女的學習、生活和工作,而且會關心孫子孫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強調家庭群體或社會群體的重要性,而不強調個人的重要性[2]。可見,在我國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個群體的。那么在把家庭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家庭對人格是否有長期的影響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國有關家庭對兒童的影響的研究。

2000年,劉金花等人通過對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獨生子女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獨生子女大學生的人格特征與家庭生長環境的關系[6]。其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了家庭環境對個體的成長有重要影響。2005年,李慧民、許波等人抽樣調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學生,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問卷(EPQ-RSC)和自擬學生家庭基本情況問卷進行測評,探討了家庭經濟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與人格的影響[9]。其研究結論是,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著重要影響,家庭經濟狀況只是一個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親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視。2008年,郭俊偉、楊德蘭等人采用問卷法對60名暴力罪犯人員和60名學校工作人員進行對照研究[8]。研究結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環境及父母教養方式失當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華慶等人采用橫斷面設計進行雙生子研究,探索了遺傳和家庭環境對兒童個性的影響[7]。研究結果提示兒童個性主要受遺傳因素決定,但家庭環境中母親的心理健康狀況、父親的養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對兒童個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興通過用家庭環境量表和中國人人格量表對855名青少年學生進行測試[10]。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環境對青少年人格特質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家庭親密度和組織性是影響男孩人格特質的重要家庭環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觀是影響女孩人格特質的重要家庭環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對“家庭對兒童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可見,基于我國的研究,家庭對兒童、青少年及大學生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把家庭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家庭對個體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

從我國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對個體影響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說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就沒有價值呢,或者說可以忽視同伴群體的重要性呢?

為了考察在我國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體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1998年,國內學者陳會昌等進行了研究,發現從初一到高二,隨著年級的升高,青少年學生存在著從接受父母權威影響定向到接受同伴群體影響定向的轉變趨勢。由成人擔任主試和同齡人擔任主試對中學生的判斷力有一定影響[11]。這個結論部分證實了哈里斯群體社會化的理論。2000年,我國學者廖紅、陳會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斷、社會關系網絡問卷和訪談法對495名中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對32名中學生進行了群體訪談[12]。研究結果表明:(1)在“告發同伴錯誤行為”、同伴中流行的“暗語”、穿同伴中流行服裝和聽同伴中流行的音樂四個情境中,從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學生存在著從接受父母影響向接受同伴群體影響的轉變趨勢。各情境中,從初二到高一年級是從接受父母影響向接受同伴影響的一個敏感的轉變時期。(2)隨著年齡增長,青少年學生對如何處理社會關系的判斷表現出一種水平的演進,起先是在服從權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漸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轉變,第三種水平表現為工具性地處理社會關系,最后達到協調社會關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現出外傾、人緣好、心地善良、樂于助人等積極的個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與青少年學生的個性發展有重要的相互影響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同伴群體對個體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但這并不能說明家庭對個體沒有影響或是家庭對個體的影響很小,這也不符合我國的國情。群體社會化理論雖然基于大量的科學研究結論,但哈里斯本人并沒有運用該理論進行過實證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沒有對該理論進行過驗證。因此,這個理論還有待更多的實證研究的支持。

結合我國的文化背景,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的應用和研究應采取謹慎的態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論證。當然該理論的提出也給予了我們一些啟示,它為發展心理學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拓展了社會性研究的范圍,也讓我們注意到同伴群體對個體發展的影響。因此,我們在重視家庭對個體影響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同伴群體對個體的影響,這樣才有助于兒童的人格發展和健康成長。

參考文獻:

[1]陳會昌,葉子.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述評[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7,17,(4):48-52.

[2]J.R.Harris.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3):458-489.

[3]徐湘荷.兒童犯錯,誰之過?――哈里斯的群體社會化理論述評[J].上海教育科研,2004,6:4-6.

[4]李萌,周宗奎.兒童發展研究中的群體社會化之爭[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9,(3):42-46.

[5]徐軼麗,桑標.青少年成長環境的新認識――哈里斯(J.R.Harris)的群體社會化理論及其評價[J].當代青年研究,2003,3:13-19.

[6]劉金花.城市獨生子女大學生人格特征與家庭環境關系的研究[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22,(4):5-9.

[7]傅一笑,蒙華慶,李濤等.遺傳與家庭環境對兒童個性影響的雙生子研究[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9,23,(1):34-39.

[8]郭俊偉,楊德蘭,楊艷等.青年暴力罪犯人格與家庭環境、父母教養方式的相關性研究[J].重慶醫科大學學報,2008,33,(3):349-351.

[9]李慧民,許波.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的影響[J].中國臨床康復,2005.9,(4):82-86.

篇4

1776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國富論》。在這本書里，斯密締造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形成階段的理論成就，最先系統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學說，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書中，斯密提出國民財富的源泉是勞動，國民財富的增長取決于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后者又取決于分工。同時，斯密又從“經濟人”的概念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因此，《國富論》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

《國富論》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在斯密看來，現實經濟體中的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個人在追逐個人利益的同時，都沒有想過會因此而增加社會的福利，但是，事實上卻增加了。就是因為這樣，整個社會經濟才能迅速的向前發展，這也是斯密市場機制的理論基礎。

我國在剛建國時期，實行的是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大鍋飯”政策，全國人民吃集體食堂，干集體工廠，享集體利益，短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隨著矛盾的日益顯露，這種體制已經嚴重限制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必須進行改革。隨著的推行，全國各行各業開始漸進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在我看來，這正是對利己性的一種肯定，當然這種肯定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之上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勢頭。這不能不說是利己性的功勞。當然，作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在利己性得到滿足的同時，依然要時刻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千秋大業，教育為本。重視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根基。在教育環節上，斯密更強調對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因此，國家只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夠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

當前，我國大約有近兩億的農民工，他們工作在祖國現代化建設的各條戰線上，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學、初中為主，鮮有高中，因此大多數都是從事很低級的加工、服務行業，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產車間、郵遞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按照斯密的觀點，國家應該逐步加大對廣大農民工的培訓，加強技術和知識的普及，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長，這樣，農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可以提升我國勞動者整體的素質，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強大，對農民工的培訓等費用應該不是很大的負擔，所以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此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及的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培育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協調；各種產業要均衡發展等理論在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都可以予以積極地借鑒。例如，各種產業要均衡發展。從整體上來看，我們國家的三次產業發展不是很均衡，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下降，農業的基礎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脅（2010年，農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僅為10.05%）；工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為46.51%），但是，在工業內部，基礎性制造業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現代技術部分比重明顯偏少，使得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回報與實際投入明顯不符；服務業這些年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加大（2010年為42.92%），這也是符合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趨勢的，但是要嚴格監管，注重細節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在我國也有一定的意義。我國采取的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這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的。但是，現實中，有的國有企業的壟斷違背了市場原則，行政命令似的經濟決策也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因此要想繼續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其理論至今依然影響著世界經濟理論的發展和決策的制定。借鑒其優秀的成分來為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所用，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符合的方法論要求。

參考文獻：

篇5

環境是指影響人們生活的各種因素總體，它包括水資源、空氣、動物資源、植物資源、土壤資源等。一個環境的形成受多種資源因素的影響，它們以復合式的方式呈現。如果環境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這一環境因素呈現的方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不良性的，此時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1環境沖突的問題及風險社會理論的提出

風險社會理論是由德國的社會學家貝克首次提出的。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呈良性的方式發展，就意味著資源分配比較合理。社會呈良性發展時，公眾能以樂觀、積極的心態開展勞動生產活動，此時社會環境有序，經濟能迅速發展;當環境呈現社會不可持續發展時，公眾內心便存在著嚴重的不安感，社會矛盾沖突將會隨時會激化，經濟的發展方向則呈現盲目性。環境沖突是風險社會形成的重要原因，當環境因素呈現不良性時，社會風險便會形成。如果一個社會已經變成了風險社會，就要嘗試從環境因素去探討讓風險社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從改良環境因素的角度著手改變當前的社會，令社會呈良性的方式發展。

2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環境沖突的表現形式

2.1環境資源沖突

我國的資源總量雖然較多，但是由于我國人口數量較多的緣故，因此實際上人均資源的占有量是很少的。當前我國經濟產業結構不合理，帶來自然資源迅速消耗的問題。比如據2015年數據統計，我國南方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水域面積由原來的4000平方公里減少到至今不足50平方公里;我國西部地區，陜西關中一帶有數萬個池塘已自然消失。因為我國未能做好環境保護，所以帶來生態環境失調的問題，造成大量水資源消失。水資源是開展農業資源的重要資源，我國水資源消失的問題影響了農業生產，帶來各類旱澇災害。當我國的農業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時，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就會呈現，其中經濟收入分配的沖突是比較嚴重的。

2.2環境分配沖突

環境分配的沖突，是指自然環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正，帶來的社會沖突。當前較為明顯的環境分配沖突問題在癌癥村擴散的問題上呈現。癌癥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由于經濟發展不合理，因此造成某片區域出現嚴重的環境污染的問題。在該片區域生活的民眾飲受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土壤生產的食物、呼汲了受到污染的空氣，染上了給生命帶來嚴重威脅的癌癥疾病。在受到污染的區域中，所有居住在該地的民眾幾乎都會感染癌癥疾病，并且癌癥感染的范圍還會繼續擴散。我國2013年官文文件正式承認有癌癥村的存在，非官方的資源統計，認為中國的癌癥村約達五百多個。癌癥村的出現，是因為城市城污染的物品集中排放到某片區域產生的，因為我國以經濟發展未中心，不愿意花費太多成本做好環境保護工作，所以癌癥村出現。癌癥村的出現展現出環境治理的不公正。當癌癥村出現，民眾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社會暴力事件就會頻出，我國司法體系會受到挑戰。

2.3環境管理沖突

在環境資源緊張、環境分配不平衡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部門未能做好環境管理工作，便會造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惡果，比如，2011年，日本東海岸發生了9.0級地震，造成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1-4號機組發生核泄漏事故。部分不法商人借機制造謠言，蠱惑民眾大量購鹽。2011年3月16日開始，我國部分民區的民眾開始瘋狂搶購食鹽，大量商場、商店的食鹽被一搶而空。商人開始抬高食鹽價格，從中獲利。2011年3月17號我國發改委緊急通知平息謠言，直至數日以后，各地區的搶鹽風波才平息下來。該問題就是民眾不信任地方政府能夠做好環境治理工作，能給他們帶來安全的生活環境帶來的社會秩序混亂問題。

3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環境沖突的因素分析

從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環境問題影響的不僅僅是環境，環境的沖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風險問題。環境問題給予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秩序的維持、民族的生死存亡深遠的影響。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因為我國政府未能做好社會運營及管理工作，未能解決好當前我國環境沖突的問題，所以使環境沖突的問題演變成風險社會的問題，而我國政府未能做好以上的工作是由于我國政府的運行機制存在問題的緣故。第一，當前我國的政府未能從宏觀的角度做好環境資源統籌。我國政府長期應用犧牲自然資源換取經濟的發展的經濟發展思路，造成了我國環境資源緊張的問題。第二，我國的社會結構存在社會利益表達機制失衡的問題。當前我國資源主要握在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部門手中，如果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部門不聽取其他社會成員的呼吁，一味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就會造成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第三，我國的司法體系存在弱勢化的問題，由于受到傳統及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國的法制體系比較薄弱，法制的執行力不足。當民眾不能從法律的角度維護自身利益的時候，民眾便會以暴戾的態度對待社會，應用破會社會秩序、破法法律的方法提出訴求，造成社會沖突問題。

4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環境沖突的協同治理對策

4.1以循環經濟的發展思路規劃經濟發展路線

循環經濟的路線，是指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基礎上，循環的利用可再生的資源，以此發展經濟的思路。當前已經有部分地區應用該種方法發展經濟。比如以林業發展為例，過去我國的利業發展思路為砍伐樹林，發展林木產業。當前已經有部分地區在保護林木的基礎上開發旅游資源、林業副產品資源、利用林業養殖動物、利用林業空余的土地開展農業生產等。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中，林木可以成為促進農產品生產的資源、動物可為林木生長及農業生產提供肥料，樹木可提供果實資源及菌類資源等。這種經濟發展的模式既可恢復自然環境，又可創造大量的經濟效益。

4.2從政治的角度考量，重新分析社會資源

《論語?季氏》第十六篇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描述的就是資源分配不平衡會造成社會風險。當前我國政府要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把經濟發展的主導權交給市場，尊重市場規律。其中國有企業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要減少扶植國有企業，讓國有企業自行迎接社會的挑戰;減少宏觀調控對市場的影響，尊重市場的發展規律;加大政府對社會的支出，減少對社會個體及民營企業的干擾。應用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方法可以優化社會資源分配。

4.3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拓寬民眾訴訟的渠道

十以來，主席強調了要用依法制國的方法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當前依法制國的重點在于約束黨及國家的干部。只有黨及國家干部帶頭遵守我國的法律，才能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在法律體系公正的前提下，我國一方面要拓寬民眾訴訟的渠道，加強民眾對法律的信心;一方面要做好社會道德風尚健設，穩定民心，降低社會風險。

5總結

環境沖突如果未能迅速解決，就會造成社會風險，當社會風險持續積累以后，風險社會便會形成。本次研究從風險社會形成的角度說明了我國環境沖突的表現、環境沖突產生的原因，提出政府要從減少環境沖突這一角度著手，減少社會風險存在的協同治理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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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概念

（一）行政與行政體制的含義

行政：所謂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門組織為了實現公共的利益和目標，以公共權利和法律為基礎，對社會公共事務和政府內部自身事務進行的管理和活動的服務活動。

行政體制：行政體制又稱行政管理體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統內部中行政權力的劃分、政府機構的設置以及運行等各種關系和制度的總和。從國家的層面看，是指行政機關與立法、司法機關的權力的劃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狹義行政體制的內容包括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四個方面。本文是指狹義的行政體制。

（二）文化與文化體制的含義

文化：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在發展進化過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類生活的知識、能力、習慣的總稱。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這里是指狹義的文化。

文化體制：所謂文化體制，是指文化領域內各種文化組織所賴以設立及運轉的具有特定內在邏輯關系的制度體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規系統和文化組織系統兩大部分，它是一定歷史時期政黨意識形態在文化領域的結構化表現形式，是執政黨意志在文化領域的體現。

二、新時期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歷程

按改革進行的時間特特征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從表1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時間很相近，改革的內容相關性也很大。說明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的關系

文化體制與政治體制同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從以上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兩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聯系。

（一）行政體制改革影響文化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與變遷，行政體制改革始終在不間斷的進行，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之中。文化體制與行政體制就像一對孿生姐妹，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悄然生長。伴隨著行政體制的變革，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進行調整。

不同的行政體制運行下產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成功迎請荷蘭執政者威廉與瑪利亞為英國的國王和女王。先后制訂并頒布了《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確立君主立體。英國沒有成文的完整的憲法文件，因此為了鞏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有限王權和自由平等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體制改革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當一國需要發展的時候，不僅需要“硬件”的支撐還要“軟件”的指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軟件”，而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一些先進的思想理念正海能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認為：事物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的發展與變化，內因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響因素。同樣，在政府的行政過程中存在著眾多的影響因素――行政環境。簡單的說，行政環境就是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或影響行政管理主體及其活動過程、活動方式的外部要素總合。這些要素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會的、自然的；還有國際的、國內的。它們共同影響并制約著行政管理的思想觀念、方式方法、并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過程之中。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論認為：同一事物的兩個矛盾同時產生，并相互消長，隨著矛盾的消長，事物也隨之不斷變化。行政體制進行變革的時候會帶動落后文化理念、價值觀的變革，當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現先進的思想理念時，行政體制中的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進行相應的調整或變革。可以說文化體制的變革促使行政體制的轉變，而行政體制轉變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文化體制。因此，可以認為行政文化的革新與行政體制的改革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不可分割，相互促進，又彼此消長，不斷推動人類政治文明向前發展，不斷加速人類社會向文明邁進的步伐！

參考文獻：

[1]蔡涓娟.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0（19）：86-87.

[2]鄧凡.在行政體制改革中加強行政文化建設[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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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識分子來說，合理的事物是這種制度的最佳功能，是這一制度延緩了災害的發生，而不過問該制度在其總體中實際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狀態。……知識社會學為無家可歸的知識分子安排了說教的場所，在那里，知識分子能夠學到忘卻自己的本領。[①]——特奧多爾·W·阿多諾

一、問題提出

從工業革命以來，科學主義帶著人們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著這個世界。“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其實并沒有讓多少人清醒過來，科學家的樂觀主義也并未因為人文學家們的悲天憫人而有所消減；相反，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財富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并衍生為各個學科中的理性主義傾向。在此影響之下，正統經濟學家們將“經濟增長”變成了“不可動搖，不可否定的信念”[②]；而近代以來的概念法學實質上就是這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在法學領域里的產物[③].在這些表象背后尤為深刻的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正在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統治著我們，我們甚至還茫然不覺。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④]（Frankfurt School）為我們描繪出的工業社會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這種景象在現實生活中直接表現為各種社會問題：“生態的破壞、戰爭的威脅、社會秩序的急劇轉變、人們思想和意識上的不安，在在都顯示知識增長并非一個可以無限膨脹的氣球。”[⑤]于是，我們的耳邊又再次地響起了美國學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過我們的話：“增長的極限”！[⑥]但這一次，似乎不單單是資源的有限性問題。由于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為借口的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政策出臺；而在各種政策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唯一有可能被忽視的只是個人自由。由是，曾經被人們世代珍視的個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術理性與社會發展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地殘存在人們的生活中，甚至大有被淹沒的危險。[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在人們追求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道路中，尋找一條實現個人自由與發展的途經。

制定新的國家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審視這個問題。[⑧]因為產業技術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進技術改造和經濟增長的信念之下，是一國政府謀求社會發展的一種措施或者策略；同時，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認識和對待科學技術的問題。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是國家產業政策的一個分支。一般來說，國家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區域政策和產業國際競爭力政策。[⑨]

狹義地理解產業政策，認為它主要指國家針對產業結構狀況而制定的政策。例如，有人認為，產業政策是針對一定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目標的設想，同時規定各個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實現這些設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國內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主要在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術語。本文中，我們也采取一種較為寬泛的理解，將國家產業政策表述為：國家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以特定的產業指向為基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及外匯等調控手段的政策體系（或政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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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從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出《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起，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在我國體育理論界如火如茶地開展起來，其中盧元鎮、黃捷榮、劉德佩、呂樹庭等專家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講:“社會學不研究社會問題難以稱得上是社會學”，同樣體育社會學不研究體育社會問題，也只能是理論家們象牙塔里的而已.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了從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關于體育方面的文章，發現有7b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方面的論文，有研究體育暴力的、興奮劑問題的、侵占體育場地設施的、獨生子女引起體育后備人才短缺的等等，這表明我國體育理論界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是務實和嚴謹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論文多是對某一具體間題進行的調查研究，而從整體層面或基本理論方面來研究的很少.

2、質疑

在以前的一些論著中有出現過“體育的社會問題”或“體育中社會問題”等，而“體育社會問題”實際上是與它們有嚴格區別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過多討論.“體育社會問題”這一詞組，在國內最早是出現在盧元鎮先生1989年發表于《體育論壇》上的《試論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一文中，該文較完整地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種類和特點，同時對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作了一定的闡述，但欠缺的是沒有明確地指出什么是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問題這一概念在國內外學術界仍處于未確定狀態，也是我國體育社會學界中使用得多而定義卻不確定的概念之一值得慶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中，看到肖潔副教授的《對當前體育社會問題的思考》一文(以下簡稱“對文”)，第一次試圖給出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這是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開端.但是我認為“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是不夠準確的，值得商榷.

一、“對文”稱“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它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我疑惑:

(1)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違規違紀都是和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種行為“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和紀律，這表明“違規問題”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那么“體育違規問題”就是指“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對文”指出“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那么就是說“體育社會問題”又叫“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這一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蓋所有的、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

(2)“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從上面這個判斷句中可以看到兩個關鍵詞“體育行為”、“體育……活動”，我們知道“行為”、“活動”都是動性的，按“對文”的意思體育社會問題都是動性的.那么體育社會問題就沒有靜性的了.

(3)“對文”的第三部分—當前主要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例6"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體育社會問題，但請問這一客觀存在的、靜態的現實，如何具有“行為”或“活動”去違反了哪樣的規定和紀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這一問題就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

(4)“對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是我國特有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一，但用“對文”的定義來考查，卻要得出否定的結論.“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它是表明“問題”產生的范圍—“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是“違規違紀”的.而我們知道，產生“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國政府為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成為體育強國，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傾向于競技體育，即問題產生于政治和經濟方面而非體育方面;競技體育的超常規發展，不僅不“違規違紀”，相反是我國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綜上所述，“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體育社會問題，問題產生的“范圍”不是“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也不“違規違紀”，那按“對文”的定義，“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應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對文”的第二部分—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體育行為中，常用五個標準來衡量:

(1隨反國家有關法律、政策的一切體育行為;

(2)違反體育目的、任務的一切行為;

(3)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

(4)違反奧林匹克精神和原則的一切行為;

(5)違反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的一切體育行為.

就此五個標準，逐個予以質疑，會顯得很繁瑣，僅就標準“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說，某運動員在籃球比賽中的“帶球走”，就是一個違反籃球運動競賽規則的行為，并且也僅是一個違例行為.但按“對文”標準的界定，“帶球走”卻成了一個“體育社會問題”.不可否認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的子集，按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說:社會問題是指“社會關系或社會環境失調，影響社會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妨礙社會協調發展，……須動用社會力量加以解決的社會現象.‑A、請問“帶球走”是如何“破壞社會正常運行”或“妨礙社會發展”的?B、所謂“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即是動用政治、經濟、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決.而對于運動員“帶球走”，裁判員吹一下口哨就解決了，難道裁判員吹口哨也是“動用社會力量”?

所以，從“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出:僅僅看到體育社會問題是“行為”的—動性的方面，而看不到體育社會問題是“事實”的—靜性的方面，那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縮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為”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動性部分的擴大化.

3、分析

對于如何定義“體育社會問題”，我認為:

第一，體育社會問題是從屬于社會問題的，首先它必具有社會問題的通性—危害社會秩序.另外，體育社會問題又是有別于其它社會問題的，這說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響體育的發展.根據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許多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表明，其對社會的危害遠不及其他社會問題強烈，其更多的是表現為對體育運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對體育社會問題作出定義時，必須表明它的兩重屬性，即通性和特性.

第二，對于任何具體的概念，都存在一個范圍，絕對不是“一切”的，同樣體育社會問題也是有范圍的.對于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體—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對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目前存在三種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別是美國《社會學百科》認為“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它的結構、內容、變革和發展.研究以體育運動為特點的社會行為、關系和作用.包括系統內的以及與其它系統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日本體育社會學家營原禮認為“是從社會學觀點研究體育事實及與體育有關的問題，力圖使體育合理化的科學”;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會長安德理斯·霍爾(A " Wohl)則認為“是記述、研究與體育運動及體育社會功能相關聯的社會現象的經驗科學.它通過研究促進體育運動發展或妨礙其發展的各種因素，闡明規定這種發展的法則，并且在我們期望的范圍內，通過這種研究推動體育運動的發展”.雖然他們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樣，但對本質東西的認為基本是相同的，即體育社會學是“第一，把體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第二，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其內部結構及其運行規律;第三，研究體育運動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及它與其他社會組成部分的關系。”

了解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那么對體育社會問題定義時:

(1)應該把體育運動上升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因為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體育社會學內容之一，體育社會學本身是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的，那么界定體育社會問題時，也應該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同時體育社會學又是社會學的分支，探討體育社會問題也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發展到當代社會，廣泛地和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種族。··…等發生聯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組織結構、法律法規、經濟運行機制、保險保障制度……等等，已構成為一種社會制度.反之體育社會問題出現后，大多是通過對體育運動的某一機制或制度產生影響，從而阻礙或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健康發展的.

(2)應該表明是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所謂“現象”是“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那么“社會現象”就是“社會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社會事實都屬于社會現象.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和社會事實.

4、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認為體育社會問題應是: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

如此理解體育社會問題是因為:

(1)指明了體育社會問題作為社會問題時必須具有兩重屬性:通性—危害正常社會秩序，須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特性—影響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例如足球“黑市”賭博，如果它是純粹的賭博，雖與足球這一體育事實相聯系，但它只是危害社會秩序，那也只能歸于其它類型社會問題.如果賭博過程中，有收買球員、裁判員，或通過種種方式控制和干擾比賽，那它不止危害社會秩序，同時影響了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屬于體育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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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錯位與研究補齊

文學的傳播和流傳從來不是直線和等量的，無論是外國文學在本國的流傳還是本國文學在外國的流傳，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總會出現一些變異，接受者必然會對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選擇、吸收和排斥。這是比較文學理論中的常識。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國的流傳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國內，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現在人們腦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社會支柱》可謂人盡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劇作并不像中期劇作影響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始于五四時期，他的社會問題劇與當時中國社會思想啟蒙與反封建斗爭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易卜生在中國的譯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介紹了《娜拉》、《國民之敵》、《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兩者均為社會問題劇，《小艾友夫》屬于象征劇。與此同時，《野鴨》、《海上夫人》等后期劇作雖也被翻譯到中國，但受關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戲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才公開上演，但影響遠不及他的社會問題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易卜生的歷史劇、思想劇、心理與象征劇的重要性日益彰顯。20世紀2030年代那個充滿內憂外患、思想劇變的時代已然遠去，人們逐漸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點，表現生命過程內在矛盾的劇作，從而使過去單一的接受視角得以改 變。然而，時至今日，相較于社會問題劇而言，易卜生其他類型的戲劇在中國的傳播仍顯不足，更不用說學術研究了。

因此，鄒建軍先生主編的《易卜生詩劇研究》意義非凡。鄒建軍先生認為對易卜生整個文學創作來說，無論是早期的詩劇還是后期的象征劇，都比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重要得多。（《序二》5）這一評論是具有前瞻性的。國外文學在某一國的流傳，有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說，人們在接受異國文學時，往往根據不同時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態，吸收不同的成分。這種選擇性的拿來，很容易導致傳播上的錯位。前文已經提及中國社會變遷對易卜生接受的影響，此處不再贅述。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學研究傾向的變化與文學接受的關系。

很長一段時期，在我國的文學研究中，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論的層面而不是在本體論的層面。學者更關注異國文學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階級沖突等內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個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這其實是一種文化過濾。例如：西方學者更關注托爾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國學者則更關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國的司法腐敗、階級壓迫。反映在易卜生這里，則是學者更多地關注他的社會問題劇，而忽視了對他其他時期劇作的研究。新時期以來，隨著大量西方文學理論的傳入，中國學者觀照文學的視角出現了多元化特點。人們不再僅僅著眼于文學中的社會歷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顯然，易卜生詩劇和象征劇蘊含了更多文學本體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學批評家的青睞。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易卜生詩劇研究》一書不因襲舊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現出了銳意創新的學術精神。該書收錄的論文研究目標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劇作，這與過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論文集為我們展現出一個完整、動態、現代的易卜生：①該書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錯位，讓更多人關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戲劇創作，從而為我們還原一個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簡單地把易卜生視作現實主義作家，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義。②無論內容還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都不是突然產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淵源并產生后續影響。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戲劇，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劇作銜接起來，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動態變化，也能夠加深對其中期戲劇的理解。③作為社會問題劇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視為現實主義作家，而其作為現代戲劇之父的身份則得不到體現。易卜生詩劇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在他的思想劇、象征劇中。著重研究這些戲劇類型，發掘其劇作的現代性，從而給現代戲劇之父以應有之義。正如鄒建軍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詩劇現在看來真是經過時間檢驗而具有經典性的作品，與后期象征劇和中期社會問題劇中的優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其優勢與特點還更加鮮明。更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來自于早期詩劇，或者說與早期詩劇存在密切關系；如果不讀其早期詩劇，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其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因此，我認為易卜生早期的詩劇，在其整個文學創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應該特別引起關注與重點開掘。（《序二》5）這段話宏觀且動態地把握了易卜生戲劇體系的全貌。這種思想貫串于整部論文集中。如王芳實在《論弗瑞亞與凱蒂琳的三層關系》中引用盧卡契之言《凱蒂琳》已包括劇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問題，把該作放置于整個戲劇體系中來研究；《〈諾爾瑪，或政治家的愛情〉的三重隱喻》（杜雪琴）一文認為在其早期詩劇中，往往也存在著強大包容性和多義的闡釋空間，易卜生從此劇始逐漸走向一條未來的象征藝術之路。

二、前沿理論與多元視角

英國學者朱利安沃爾弗雷澤（以下簡稱朱利安）在《21世紀批評述介》中將空間與場所作為21世紀文學批評的一種趨勢。最近25年中，興起了多學科的關于空間、地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涉及廣泛、形式多樣的研究領域。它認為我們對自己居住場所的性質進行批評干預的同時，居住場所反過來也決定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批評家們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間自身是如何既作為一種產品（經過不同的社會過程和人類干預所產生的），又作為一種作用力（它反過來影響、指引、限定人類在世界上的活動和路線的潛能）而存在的。

文學地理學為文學系統多層結構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與路徑。朱利安指出空間和地理批評是諸多批評導向之一，但并沒有明確描述方法論、步驟和思想譜系。鄒建軍先生在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并在方法論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一文中指出文學地理批評的領域（《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一國自然山水對作家文學構成和演變的影響，文學作品對地理空間的建構，文學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寫及其意義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戲劇的研究中可以得到靈活運用。在《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們對這一批評方法的創造性實踐。論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從地理與空間批評的視閾研究易卜生詩劇的。

王曉燕和胡紅梅的論文雖同認為《凱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獄、天堂三重地理空間，但王曉燕指出它們在凱蒂琳犯錯、受罰與贖罪的生命歷程中，起到了暗示命運發展脈絡的作用；而胡紅梅則認為三重地理空間展示的是一幅人類從原罪到煉獄到救贖的宗教儀式畫面，各有旨歸。高丹的論文《論培爾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間建構》將劇中空間分為真實地理空間戀戀故園、虛擬意象空間山妖王國與索爾維格森林、現實與虛幻的空間中年旅行足跡，真實的地理空間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凸顯了培爾金特的性格；虛擬空間是易卜生內在精神的外化和分離，而現實與虛幻交織的空間則代表了培爾金特夢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環境對培爾金特不同人生階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試析〈海爾格倫的海盜〉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過分析北歐及挪威峽灣的地理環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氣質與其生長和生存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

文學倫理學批評也是21世紀文學批評的導向之一。倫理問題對當代文學批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倫理批評意在分析藝術作品的倫理本質，希望能因此在敘事的生活和讀者的生活之間建立起有意義的聯系。（沃爾弗雷斯 143）北美倫理批評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評的倫理》中指出承認倫理在批評理論中的地位，使這一學科中的實踐者們具備了自主能力，能提出與文學文本及其可觀的社會和意識形態涵義相關的結論（沃爾弗雷斯 145）。倫理批評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讀者傳達知識和普世的善的概念。倫理批評的實踐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績，《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收錄了這樣的范例約6篇。

鄒建軍的《無愛的悲劇：布朗德形象本質新探》在對布朗德與家庭、社會、宗教三重倫理關系進行考察后，認為布朗德的悲劇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的悲劇，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是排斥他者的，導致他對家庭、社會、宗教缺乏真正的愛，無愛的倫理關系導致個體的悲劇。在傳統批評中，學者更傾向于從哲學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義，并肯定它所蘊含的反封建、反傳統的社會意義。鄒建軍對這一闡釋方式產生了懷疑，他站在倫理批評的角度得出的頗具新意的結論與先前的認識迥然不同，這也充分顯示了新的批評方法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倫理主題》一文中，譚認為易卜生在劇中描繪了圍繞在英格夫人這一女性形象周圍的復雜倫理關系，展現了當時的社會家庭倫理準則；并通過對以英格夫人為中心的多方倫理關系的分析，探討其悲劇中的倫理內涵。張武進、周美蘭在《從〈蘇爾豪格的宴會〉看易卜生的倫理困惑》一文中認為，易卜生的戲劇創作始終貫串著人性自由與道德禁忌之間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沖突。個體有尋求獨立與自由意志的內在需求，同時又處于道德原則與倫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尋找平衡點。《蘇爾豪格的宴會》正好體現了自由意志與道德禁忌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倫理困惑，從而把作家的倫理觀念與文本中所體現的矛盾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在《論〈海爾格倫的海盜〉中的倫理因素》中，劉遙引用了易卜生的話在各種男女之間的關系、女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和人際關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個人生活的豐富和鮮活資料。就是在和所有這些男男女女的相處中，產生了《海爾格倫的海盜》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該劇立足于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這種人際關系在該劇中被設定為家庭成員關系，倫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

篇10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