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科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5)對表2中的詞匯進行同義和反義詞轉換或者詞性轉換，生成表3。這里，只需對表2中部分詞匯進行轉換，因為表2中有些詞匯本身具有同根、同義或者反義特征，不需要進行此類轉換。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為這樣能夠更為全面地收集語料中所包含的4種類型的評價詞匯，而這些詞匯可能沒有出現在表2中。(6)運用語料庫軟件中的語境共現(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結合定性分析，對表2和表3中詞匯的上下文進行細讀，刪除評價詞匯的非評價功能的實例，如詞匯new如果出現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評價功能。主要包括:1)專有名詞，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慣用法或固定短語，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義詞，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詞匯充當評價功能的頻率，見表中的頻率欄。(7)排除非評價意義詞匯現象之后，逐一統計各種評價類型在不同學科和學科論文內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較4個學科中評價類型分布上的差異;比較論文內部4個組成部分評價類型分布上的差異。所得結果參見表4和表5。

2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表4和表5中4類評價詞匯在學科論文和論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現的頻率與各個部分的詞匯總數結合起來，得出4類評價詞匯在各個學科和論文各個部分中的萬字比率，參見表4和表5的萬分比欄。然后，我們依據兩個表中的萬分比數據生成圖1和圖。可以看出，4種評價類型在4個學科中出現的頻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評價最多的是教育學，其次分別是應用語言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可能與學科本身內在屬性、研究對象和知識結構有關。一般說來，如果一個學科的理論比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較一致、規范，那么該學科的學術論文中使用的評價手段或者說評價詞匯的頻率較低;否則，則相反。如自然科學論文中所使用的評價詞匯和手段要低于社會學或者人文科學，就是因為后者研究對象更為復雜，而且學科內部理論知識尚不穩定，尚存爭議，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得不通過各種評價手段來達到說服讀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經指出，一個學科內部一致性越強，所使用的評價或者評價詞匯越少(Cole1983)。圖1說明，相對來說，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門學科比教育學和應用語言學更為穩定，也就是說，它們的知識界限更為明晰，研究范式更為成熟穩定，所使用的理論更為成熟。

另外，從這4種類型的評價分布來看，社會科學論文中的相關性評價和優劣性評價要遠遠多于規模和新穎性評價。這表明，社科論文作者更加愿意對于研究的質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關性進行評價，而不是過多地評價研究的規模和研究的新穎性。這體現了學科論文所倡導的價值觀，學者更為看重的是學術中的質量，而不是開展研究的規模。從詞匯出現的頻率看，社會科學中4類評價詞匯的使用頻率大約為每一萬字50個左右，與Giannoni的研究比較，他得出的數據要略大些，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所考察的詞匯數量較少。Grape＆Kaplan認為，“作者在學術論文語篇中使用多種方式來表達禮貌，已經達到說服和評價的目的”。這些不僅可以與學術論文的權威建立穩定關系，而且可以預防來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評和攻擊。

從學術論文內部看，討論和簡介部分評價詞匯的使用頻率要高于方法和結果部分，這也正好體現出這些次語類本身的交際目的。對于學術論文中這4種次語類的特征，Hyland指出，對簡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簡介部分的3個目的分別是建立研究領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領研究領地。這就意味著，學術論文作者將會充分利用各種修辭策略來避免對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戰，或者盡力維護語篇社區同行的面子，評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對討論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這一部分將對結果部分的數據進行解釋，也是學術論文中最具說服力的部分。討論部分始于對結果的陳述，接下來將會對結果進行評價，其目的是從結果中小心謹慎地提煉出論文的主要觀點，并試圖從其他文獻研究中尋找支持其觀點的證據。至于結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當地描述數據的收集過程、實驗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復制研究過程。結果部分是論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過所獲得的數據來說服讀者接受數據的有效性;當然，有時也對數據進行必要的陳述和解釋。因此，這兩個部分在社會科學論文中使用的評價詞匯相對較少，評價特征相對不明顯。用Swales的話說，“對作者來說，簡介和討論部分是論文中最容易產生麻煩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這兩部分所具有的人際特征、所具有的闡釋性特征”。

篇2

國內對于建構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中國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社會學研究的歷程，由于社會學源于國外，因此當時的社會學研究基本上是從西方國家直接移植過來，并沒有開始社會學的本土化發展。社會學在我國發展之初，主要是將中國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農村等具體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沒有形成本土化的社會學研究對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對象建構。自1979年社會學重歸學術界以來，各學者對于該問題的討論一致沒有間斷過。學者們對此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社會科學爭鳴大系•社會學卷》進行了簡單的歸納。于光遠等人認為，社會學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科學，是以研究社會問題為中心的一個“社會群”。該主張認為，社會問題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杜任之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社會，包括社會結構、社會發展動力以及社會生活現象及其規律性，范圍十分廣泛。楊心恒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發生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里的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并從中探索人類社會行為的規律。此外，還有一種觀點指出，社會學沒有固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

1985年至今的對象建構。1985年至今是社會學重建之后的第二階段，此時對于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基本上趨于一致：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整體。在此基礎上，學者們的思路更加開闊，提出了以下觀點：第一，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對于社會關系進行具體的研究構成了應用社會學，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分析和科學抽象形成了理論社會學。第二，鄭杭生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以及機制的綜合性的具體社會科學學科。第三，陳頤認為，制度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以上是對于社會學研究對象界定的主要觀點，此外還有其他界定，如：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社會行為、市民社會、社會生活等等，這里不詳細闡述。從國內以上學者們的表述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各社會學家對于研究對象建構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始終圍繞著“社會”；第二，該研究大致分為兩種類型：靜態研究和動態研究，并力圖將二者結合起來。

國外學者對于建構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社會學自創立以來，國外社會學家對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建構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下面筆者將從社會學創立至今的不同階段對此進行梳理。

初創時期社會學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實證哲學教程》一書中正式使用“社會學”這個名稱，標志著社會學的誕生。孔德認為社會學是一個相互聯系、復雜程度不斷提高的科學系統的最后一環，前幾環依次為：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由于社會學和以上學科共處一個科學體系，且聯系密切，因此社會學在本質上應當和這些學科具有相同的性質和方法論，只是研究對象不同。孔德創立的社會物理學“是指專門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它本著和天文現象、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物現象同樣的精神來考察社會現象。也就是說，社會現象受到不可變更的自然規律的制約，揭示這些規律是社會物理學所研究的特定目標”。這段話包含了三層含義：第一，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切社會現象。第二，社會現象的背后存在著穩定的規律。第三，這些規律是可以用類似自然科學的原則來研究。當時，孔德的社會學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社會科學學科的綜合，不能與我們目前理解的社會學完全劃等號。此外，孔德還提出了具體的研究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比較法以及社會學的主要方法———歷史法。綜上所述，創立時期的社會學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尋求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學科。一方面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被提出來了，另一方面它又沒有真正確立自己特有的對象。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社會學并不處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導意義式學科。

形成時期的社會學研究。在社會學史上，一般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稱為社會學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即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的時期。這時需要新的社會學理論方法論的指導。從19世紀40年代產生到19世紀末的近半個世紀中，社會學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但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一直沒能在大學或學院中占據一個獨立的席位。造成這種現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學從產生以來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對象，因此，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摘要：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首先是從了解它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開始的，現對社會學研究對象客觀性進行討論。關鍵詞：社會學；研究對象；客觀性社會學家面前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確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這一階段做出巨大貢獻的社會學家應首推涂爾干和韋伯。

（1）涂爾干的社會事實。涂爾干認為，哲學應研究宇宙中所有現象的普遍性，而社會學只研究“特殊的社會性質”，社會學必須從哲學的普遍性中走出來，尋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對象。涂爾干把“社會事實”定義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即強調社會現象獨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觀性。他認為，我們必須要擺脫一切預斷性的概念與主見，把社會現象當成客觀事物來考察；對于社會現象，只能通過社會現象去解釋。涂爾干對社會現象進行了嚴格的界定“：所有‘動作狀態’，無論固定與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強制力作用于個人而使個人感受的；或者說，一種強制力，普遍存在與團體中，不僅有它獨立于個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個人，使個人感受的現象，叫社會現象。”該定義應從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爾干在確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特別反對社會唯名論，主張社會一旦形成，就有超乎個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須用一種社會現象去解釋另一種社會現象。第二“，強制”的含義與日常生活中對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爾干的“社會現象”指的就是社會制度。他甚至直接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制度的科學”。

（2）韋伯的“社會行動”。與涂爾干不同，韋伯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社會行動。他認為“，社會學就是這樣一門科學，即它試圖用解釋的方式來理解社會行動，據此通過社會行動的過程及其結果，對社會行動作因果解釋”。因此在研究層次方面，韋伯所指的社會行動是個體的“社會行動”。而不是社會結構。韋伯所講的“社會行動”具有三個特征：第一，具有行動者所賦予的某種意義；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為；第三，行動的目標與他人相關。韋伯進一步把行動分為四種：第一種是目標導向的行動，第二種是價值合理的行動，第三種是情感導向的行動，第四種是傳統導向的行動。韋伯認為，只有前兩種行動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行動。在社會學形成時期，涂爾干和韋伯為社會學知識的客觀性對研究對象進行了系統的界定。社會事實和社會行動都具有客觀性和社會性，與初創時期的研究對象相比更具有系統性和客觀性，在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引導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社會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會學研究過程的客觀性

篇3

一、社會科與歷史學之關系

歷史教學是關于歷史學的教育，而社會科與歷史學有密切的關系，由此，便可知歷史教學與社會科可以發生聯系。全美社會科協會對社會科課程的解釋為:“社會科是一門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學科領域進行整合研究的課程，旨在促進公民能力的發展。在學校課程中，社會科運用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法學、哲學、政治學、心理學、宗教和社會學等學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學，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恰當內容，為學生提供了相互聯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統的社會研究機會。”［2］從社會科定義的角度可知，歷史學可以作為材料為社會科所用，進行綜合的研究。在韋斯里的社會科課程“六型說”(包括各科目獨立型、非系統相關型、系統相關型、統合型、中心統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統合型”便是以歷史學為中心的。反之，社會科作為一門綜合性質的課程，當然也可以為歷史學所用。這體現在如果運用社會科的研究視野，當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時，思路就會更加寬廣些，研究的角度會更加靈活多變，同時更能夠較容易地去理解歷史、感悟歷史。

二、社會科在歷史教學中的應用

如上所述，當歷史學與社會科發生聯系之后，歷史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同社會科發生著聯系。社會科可以從很多角度去審視歷史教學問題，這種多角度的審視首先體現在社會科對課程觀的理解上。從課程的價值取向上分，課程設置模式可以分為學科本位課程、學生本位課程和社會本位課程。學科本位課程包括了相關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學生本位課程屬于經驗型課程，它將學生的生活經驗作為綜合課程基礎，通過活動獲得直接經驗，并對知識經驗進行綜合。這種理論來源于杜威的實用主義，強調健全人格的形成。社會本位課程是以社會問題為中心來組織教學內容，打破學科界線，自成學習體系。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科為歷史課程的改善提供了視野，它能夠使歷史課程回歸其求實求真的本真。具體到歷史教學的操作環節，運用社會科綜合多種學科的多角度視野，可以幫助教師更高效地完成歷史教學任務，同時使學生的思維得到鍛煉，培養學生積極思考的能力。舉一具體案例來說，在講述岳麓版高中歷史必修二第七課《新航路的開辟》一課時，如果不從社會科的視野講述，一般的教學過程是首先講述新航路開辟的原因，包括對香料、對黃金的追求，商路不暢，擺脫動亂的需要，傳播基督教。其次要講述新航路開辟的條件，這又包括了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兩方面。客觀條件是羅盤針的普遍使用，繪圖技術的進步，具有較強抗風力的海船的建造，主觀條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再次要講述新航路開辟的過程，具體說就是四位航海家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的海上探索過程。最后講述新航路開辟的意義，即影響———引發了歐洲的商業革命，美洲的金銀礦的開發及其傳統社會遭到滅頂之災，非洲開始了罪惡的黑奴貿易，白銀大量流入亞洲以及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當我們把《新航路的開辟》放在社會科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講述時，會發現更好的方法。首先，我們先要考慮歷史學科的特點也就是本課的主線，即要梳理新航路開辟的來龍去脈。從原來的航線到已開辟的航道的歷史經過。這個過程可以由學生自己根據教材和搜集的資料去整理出來。教師的角色是提供給學生搜索資料的路徑和方法，指導學生發現和運用資料。當然這一過程中可以采用小組合作的方式展開。除了歷史學科本身的思路之外，我們還可以動用其他學科的知識，比如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時，正是因為他不知道具體的地理知識———洋流的作用才會導致他誤認為自己已經到達了非洲。而且整個航海探險的過程完全可以由學生操作地球儀自己動手指出新航線的路徑是什么。再從美術學科的角度，可以讓學生動手畫出地圖上大洲大洋的輪廓圖，用不同顏色的筆標出幾位航海家的航線。從政治學的角度，分析當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是何種國家形態，從而可以得出為何兩國會支持四位航海家的海上探險，這同樣可以動用經濟學的知識去分析貴族及皇室支持他們的原因。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通過分組討論，培養學生的交流能力，使其能夠自由恰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作者：陳芳芳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篇4

二調查的基本情況

本調查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發放問該卷該給專業已經畢業并正從事社會工作的學生，通過這些學生再尋找其他符合條件的調查對象，共回收問卷148份。接受調查的對象還有部分在讀的研究生，以及部分沒有在高校接受過社工的專業教育但從事該項工作的人。考慮到在讀的研究生在本科時接受了社工的專業教育，現在可以站在更高層次對該專業的理論教學進行反思，他們填寫的問卷計算在有效問卷內。目前從事社會工作卻沒有高校社工作教育經歷的不符合調查條件。剔除不符合條件的問卷，獲得有效問卷128份，最后利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如下：128人中，性別構成為60名男性，68名女性。學歷構成為11名研究生，108名本科生，11名專科生，本科畢業生是這次調查的主體，占總調查對象的82．8％。畢業學校為湖南農業大學、深圳大學、黑龍江工程學院、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廣西師范大學等43所高等院校。開始從事社工的時間從2007年到2013，其中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這四年開始從事社工的最多，分別是29人、26人、25人、21人。所在的崗位既有機構社工、也有項目社工，從事的具體工作有社區社工、學校社工、企業社工、家庭社工、青少年社工、老年社工、婦女社工、殘障社工、社會工作行政、機構管理或項目管理等等。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被調查者所從事的工作涉及到社會工作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從事社會工作最長的已經滿了六年，最短的不足一年。從開始從事社工的畢業生，正處于角色的轉換期，在學校所學的理論能不能幫助他們迅速地適應工作崗位他們的感受最直接，而已經從事社工幾年的畢業生他們的工作經歷讓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本次調查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工專業畢業生對該專業理論課程教學的看法。

三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學習的收獲及重要性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設置的看法，第三部分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課堂教學的看法，第四部分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教學的建議。

（一）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學習的收獲及重要性的認識

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在學校里理論課程的學習很有收獲，認為學校里的理論學習對現在的學習和工作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能使自己更快地掌握技術。具體情況如下：33人認為在學校理論課程的學習很有收獲，占被調查對象的25．8％；59人認為比較有收獲，占被調查對象46．1％；35人認為有一點收獲，占被調查對象的27．3％，有1人認為完全沒有收獲，占被調查者的0．8％。20人認為在學校的理論學習對現在的學習和工作影響很大，占被調查對象的15．6％；70人認為比較有影響，占被調查對象的54．7％；36人認為有一點影響，占被調查對象的28．1％，有兩人漏填。17人完全贊同理論知識學好了，在實踐中可以更快地掌握技術，占被調查對象的13．3％；52人比較贊同，占被調查對象的40．6％；50人有一點贊同，占被調查對象的39．1％；有5人完全不贊同，占被調查人數的3．9％，4人漏填該題。有1人認為理論學習比實踐重要，15人認為實踐比理論重要，112人認為理論學習和實踐一樣重要，占被調查人數的87．5％。

（二）對課程設置的看法

問卷中的十門課程是參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輯出版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2012年）》，分別是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學概論、社會心理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保障概論、社會政策概論、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行政。對于課程設置，被調查對象認為高校社會專業理論課程設置很完善的有1人，占0．8％，比較完善的21人，占16．4％，一般的49人，占38．3％，不太完善的51人，占39．8％，很不完善的6人，占4．7％。回答一般及以下的人是對課程設置不滿意的，這樣就有106人認為高校社會專業理論課程設置是不完善的，占了被調查者的絕大多數。認為有必要針對特定實務領域設置相應的理論課程有124人，占被調查對象的96．9％。關于在實踐中用得最多的理論課程（這一題為多選），被選擇排前三位的課程是個案工作86．72％（111人）、小組工作82．03％（105人）、社區社會工作62．5％（80人），其余的則是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60．94％（78人），社會心理學54．69％（70人），社會工作概論41．41％（53人），社會學概論26．56％（34人），社會工作行政23．44％（30人），社會政策概論16．41％（21人），社會保障概論6．25％（8人）。關于理論課程在各學期的教學時間安排，4．69％（6人）認為很合理，44．53％（57人）認為比較合理，43．75％（56人）認為一般，7．03％（9人）認為不合理，考慮到被調查者來自43所高校，各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在理論課程時間設置上不統一，這個數據的參考價值不大。問卷中設計了一個題目了解被調查者對各門理論課程在時間安排的看法，但從調查結果來看，綜合各學校情況看，同一門課程在各個學期開設的都有，而且分布比較均勻，這說明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

（三）對理論課程教學方法的看法

教學有法，但無定法。教的目的是為了不教，是為了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當老師的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方法教學，只有當學生認同了、滿意了，這樣的教學方法才有效果。被調查者對學校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的課堂教學滿意程度不高，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要學好專業理論課主要在于授課教師對實務的熟悉程度，絕大多數被調查者希望采用實訓法進行理論教學。具體情況如下：在對理論課程課堂教學的滿意程度上，7人表示很滿意，占被調查對象的5．5％；49人感到比較滿意，占被調查對象的38．3％；48人覺得一般，占被調查對象的37．5％；23人不太滿意，占被調查對象的17．69％；1人很不滿意，占被調查對象的0．8％。對于怎樣學好專業理論課，17人認為主要是學生努力，占調查對象的13．4％；27人認為老師好的教學方法，占調查對象的21．1％；8人認為老師要有高的理論水平，占調查對象的6．2％；74人認為老師要對實務熟悉，占調查對象的57．8％，有1人沒填。關于最適合的專業理論課程教學方法（這一題是多項選擇），具體情況如下：54．7％（70人）選擇“以語言傳遞信息為主的方法”，包括講授法、談話法、討論法、讀書指導法等；54．7％（70人）選擇“以直接感知為主的方法”，包括演示法、參觀法等；86．7％（111人）選擇“以實際訓練為主的方法”，包括練習法、實驗法、實習作業法；50．0％（64人）選擇“以欣賞活動為主的教學方法”，如放映電影和案例等；53．9％（69人）選擇“以引導探究為主的方法”，如發現法、探究法等。

（四）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課程教學的建議

建議采用的是開放式的問題，有60個被調查者寫出了對策和建議，具體可以分為以下的幾個方面：

1．在理論課程設置上，被調查者建議除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2012年）》列出的10門課程外，還應該開設社會調查方法、社會統計學等課程。有人建議理論課程可以不分科目，不要分門別類地上各門課程，而是整合各種理論及實務開設綜合性課程。在理論課程教學時間先后安排上，被調查者建議不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學習西方社會學、社會學概論等相對枯燥難懂的理論，應當先接觸一些通俗易懂的理論，等學生有了興趣和一定的了解，再去學習更專業、理論性更強的知識。

2．在教學方法上，有人提出理論課程比較枯躁，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以在講課之前先花10到15分鐘玩熱身游戲。有人提出讓學生去講課，而不是老師講學生聽，將教學內容布置成各種專題，讓學生去查閱文獻資料，以小組研究結果的方式向其他同學進行教學講解。更多的建議強調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關于如何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又有以下的建議：借鑒國外及香港協青社老師們的教學方法，以輕松、幽默、搞笑的教學風格，多分享老師們的實務經驗，在案例分享的過程中穿插相關的理論知識。多與學生互動、交流，采用案例模擬、情境假設、角色扮演等方法。到機構探訪和交流。

3．對專業老師的建議，建議者提出因為社會工作理論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有著多樣化的流派和相齟齬的理論觀點，并未有一套固定的標準或者教學方法，理論學習的目的是具體的社會工作實踐中的理論引導和反思，因此，老師不能僅空講理論，而要與具體實踐經驗和理論反思相結合。這對于老師的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理論功底要扎實，二是相關的實務經驗要充足。教師就需要努力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積極關注國內外最新的理論或者是對理論新的解析，把新的思想觀念引入到教學中，讓學生的理論水平符合現在社工發展狀況的需要。積極參與專業社會工作的學習和培訓，比如到有經驗的高教調研，以及參加權威專家對社工的培訓。積極參加實務。要用踏實、努力、負責態度去影響學生。

篇5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評價中心按照文獻計量學規律，采取期刊影響因子等定量與學科專家等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和動態管理的辦法，篩選CSSCI來源期刊作為統計源。目前大陸現期期刊9000余種，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種，除去通俗等非學術性期刊，學術、準學術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種。2004年從3000余種中精選出來源期刊461種。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啟用CSSCI作為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評估、申報的依據之一，許多高校已啟用CSSCI作為文科教師科研評價的依據，許多學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檢索和一定的評價作用。因此，許多期刊編輯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來源期刊選擇的標準、指標和方法，研討期刊審稿、引文注釋等方面的規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學術水平的經驗，建議由評價中心主辦一次期刊學術研討會。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辦的“中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召開。來自國內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187個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其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來源期刊社113家。會議的主題是貫徹落實2004年8月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的精神，研討學術期刊學術規范的內容，推進中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學術規范進程，提高“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質量，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

會議以大會發言和小組研討方式進行。大會開幕式由南京大學校長助理、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任周憲教授主持，南京大學副校長張異賓教授致開幕詞。評價中心葉繼元教授、鄒志仁教授、吳向東研究員、袁培國教授、韓新民教授分別做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探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及其來源期刊的選定》、《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編輯規范及其實現》、《引文索引和期刊編輯與評價》和《關于共建CSSCI全文數據庫的說明》的演講。此外，《大學圖書館學報》副主編何朝暉、《開放教育研究》執行主編希建華、《廣東社會科學》總編輯劉澤生等先后在大會上做了發言。《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麗婭主編、《敦煌研究》楊秀清研究員、《廣東社會科學》劉澤生總編輯、《探索》蘇偉主編與《科技進步與對策》高建平副主編分別代表六個小組匯報了小組研討情況。代表們對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CSSCI來源期刊選擇與數量、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立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1.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

代表們認為，學術期刊是學術系統中重要的一環，是發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體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編輯部學術意識不強，對期刊應遵守的學術規范重視不夠，在內容與形式上違反規范的不合格作品較多，研討學術規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編輯部的學術規范意識強了，就能將不符合學術規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發揮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載人文社科科研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發現培養學術人才、促進知識積累與創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學術規范包括哪些內容？CSSCI代表認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規范、審稿規范、編輯規范、著錄規范、出版規范、期刊評價規范。不僅有形式上的規范，而且有內容上的規范。許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定期舉辦學術規范的研討會或培訓班，深入探討、普及有關知識，成為全國的研討和培訓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

代表們認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觀的，因為它能反映廣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綜合情況，不是少數人能左右的，也沒有工作人員的主觀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產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學術成果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并已在全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積極的影響。其導向作用也是很明顯的，它為中國文科學術期刊的認證和評價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當然，CSSCI的評價作用也不是絕對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須與專家評價結合使用。

3.CSSCI來源期刊的選擇與數量

代表們認為，以引文量、影響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標和專家評審等定性標準篩選來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種認為CSSCI來源期刊是根據期刊的行政級別來選擇的觀點，是不對的。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相同點多于不同點，兩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定性定量篩選出來的學術性期刊，不過兩者的目的、作用有別。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質量的來源期刊對自己發表的論文有一定的評價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評價作用。夸大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對論文的絕對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錯，而是科研管理部門的責任。

不少代表認為，CSSCI來源期刊數量偏少，應增加到500種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應堅持必要的門檻，不能濫竽充數。當中國文科學術期刊整體的質量達到一定標準的時候，在堅持標準的前提下，可以適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議調整篩選周期，變一年一次為2～3年一次，以減少期刊社的壓力，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在篩選時，還應適當考慮各類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學科覆蓋面及小語種期刊、黨校期刊、地方綜合性社科類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適當方式將影響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時通報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處在什么位置，明確努力方向。

4.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

自我引用簡稱“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個人著者、團體著者、期刊、學科、地域和國家等）引用自己已發表的論著或與他人合著的論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國、各地域、各學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連續性、積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為過度自引則仍是失范行為。許多代表認為，應善于區分合理自引與過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與惡性互惠引用。可以將合理的自引率設置一個權重，或規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將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響因子、期刊相對影響、期刊的開放度、期刊的影響面等指標解決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問題。所謂實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標注，并在文后參考文獻或文獻注釋中標出具體出處或頁碼。實引可以防止論文中的偽引。一些代表還提出了區分正面引用與負面引用、觀點引用與材料引用對于學術評價的意義問題。

5.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

大多數代表認為，期刊編輯、著錄等形式規范，已有國家標準的，可先遵守國家標準；國家標準沒有涉及或規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議或彌補辦法。目前突出的問題是國家標準《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新聞出版署頒布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試行）》和《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范（修訂版）》沒有考慮到文科論文引用文獻類型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且某些規定又過繁過細，沒有以學術研究為本。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哪些內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關鍵所在。一些代表認為，在新規定正式出臺之前，應該允許各個期刊雜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對參考文獻的標點符號、責任者、著作方式、文獻類型與文獻載體類型標識、版本、轉引、網上資源等著錄問題進行了詳盡探討。一些代表建議，南大以及其他有關大學，是否能夠在一起研究一個大家認可的規范，在細節上做一些寬容，不要產生技術上的難題就可以。CSSCI代表認為，以《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為樣本，發動廣大學人、編輯等充分討論，使其不斷完善，最終制定出一個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文習慣，文、理科都適用的規范框架。在通用規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規范，爾后文科各學科再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制定出具體細則。只有和而不同，既考慮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總體要求，又富有彈性，既有科學合理性，又有簡單明了性，這樣的規范才能便于理解和執行。

篇6

二、創新教學方法優化教學組合

教無定法，用先進的教學方法能夠很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能夠真正地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的創造力得到很好地培養。尤其是在新課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學方法的創新，選擇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能夠更好的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重視多種教學方法的穿插運用，防止學生產生審美疲勞。同時，學無定法，引導學生結合自己的基礎，相互借鑒，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比如在通過主持人法、放風箏法、捉迷藏法、參賽法等具體學習方法，不斷增強學生的感受能力，增強學生探究合作能力，促進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篇7

【關鍵詞】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學術屬性

【正文】

伴隨中國出版業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抉擇。在中國強大的期刊陣容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否也應進入市場？是否也應絕對“斷”掉“皇糧”，在商海里“自謀生路”？類似問題一直為學術界、期刊界專家、同人所關注。從宏觀上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屬于出版物范疇，屬于文化產品之列。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出版物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僅具有產品屬性、商品屬性，而且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更為重要。兩者相權，后者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原屬性。確切地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特殊的產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遠遠高于其產品和商品屬性。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定位應首先是學術和知識，其次才是產品和商品；學術和知識屬性才最能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質的規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疑都是作者、編輯及其相關人員勞動的物化成果，是高層次勞動的結晶。從生產活動角度看，期刊一定是產品。但這種產品與一般社會生產的產品，以及普通文化產品又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簡單地從產品的角度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載知識——尤其是新知識；承載著學術思想——許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維，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維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識屬性、學術屬性，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傳播和思想轉達，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應無可爭議地強調這兩種屬性均為知識、學術屬性所決定，即，產品與商品屬性是派生的，它離開知識與學術的價值屬性便是“無”，離開了知識和學術屬性，單純的、純粹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即使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只能以知識和學術為定語：知識—學術產品、知識—學術商品。或者說，在當下文化產業如火如荼的時代，我們必須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化屬性加以特別強調。

從一般意義上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并不具備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商品的某些屬性，如高風險性和高收益性。雖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檢驗標準也離不開“消費者”——廣大專業人員構成的讀者群體，但這個群體有別于大眾化娛樂的消費群體，更體現一種“相對概念”[1](P213)。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占有率是相對的，永遠不可能像娛樂文化期刊那樣，通過發行量體現自己的優勢和價值。某些時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學術質量上乘的學術期刊與訂數、讀者數量并不成正比。所以，從讀者群體、市場占有率，或從純商品、產品的角度認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問題難免以偏概全。這也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消費的規律之區別的本質所在。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學術交流與展示平臺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學術平臺”提供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實際上是在另一個角度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眾所周知，知識和學術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觀點的碰撞，“知識交流所帶來的另外一大好處是知識創新的規模效應。……知識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發展與壯大。……富有意義的知識交流會造成新的交流結構和交流網，會進一步促進知識的創新，使知識在交流中不斷地發展壯大。”[1](P204)因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學術交流、知識交融中所獲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兩種比較明顯的社會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識和學術含量；其二，傳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識、思想、理念。這些知識、思想、理念對于社會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絕非可有可無，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促進作用毋庸贅言。

毫無疑問，過分強調出版物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必然會消解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業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實在是微乎其微。從市場和市場經濟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產品，也是商品。但必須注意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突出的產品和商品；或者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非常強的文化產品、文化商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勢必要消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自身的真實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僅僅從商品、產品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定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啻為南轅北轍。假如和對待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將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推向市場，以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對它進行檢驗，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化，顯然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的否定。

我們還應看到，關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必須注意知識經濟時代的宏觀背景。知識經濟時代提升了知識的地位，昭示了知識的重要性。也有人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強化了知識的商品屬性。應當說，從宏觀意義上看，這一觀點并無不妥，但真要拿這樣一個“標尺”度量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應另當別論。

市場經濟體制建構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社會生產的直接作用，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的推動，也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支撐。對于社會來說，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強調和強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同時，社會科學的地位也應隨之提升，這才是科學繁榮的標志。無論市場經濟多么發達，無論怎樣強調期刊的產品、商品屬性，均不應以抵消、銷蝕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為代價。相反，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恰是強化其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應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質層面的支持，使其獲得保障后的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得以盡情展示、綻放。盡管市場經濟對于國人來說已不再陌生，但市場經濟越發達，新的問題越多，越是需要學術理論研究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間接轉化為決策依據、實踐依據，越需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突出知識和學術屬性。

二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其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這里所說的知識屬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識傳播與傳授，而是凸顯著原創和創新思想，彰顯的是各階層作者的理性思索。這樣，強調對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強化，終極目的是為了向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在許多情況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的文章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不可能直接服務于經濟建設。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追求理論上的戰略性、前瞻性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對經濟建設、經濟活動的指導作用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理論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先導作用，解釋和闡釋了理論不是“務虛”，而是從更深層次上對現實進行理性關注；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實踐活動不斷完善的重要環節。歷史和社會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的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變革，每一次制度變遷，都是思想解放、學術理論推動的結果。最為生動的事例當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關于理論研究的原創性、學術性、探索性和時代性作用，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相當多的時候是直接的、顯性的，絕非間接的、隱性的。比如，早在上個世紀末，一些學術期刊就陸續刊載各類文章，指出美國在冷戰后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重點之一，是英語文化的控制權——語境霸權。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不僅變成了現實問題，更引起了比較廣泛的社會關注。類似事例屢見不鮮，可謂俯拾即是。這說明，理論研究的先導性、超前性是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基本精神，而這種基本精神落到實處更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來傳承，也是引領學術風范的具體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夠自覺追蹤學術、理論熱點，對社會和生活的貢獻也無從談起。如同各社會階層的人群有不同的社會需求一樣，文化精神產品也應關注不同文化層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滿足的是從事專門領域專業研究人員的需求，以及專業領域內專家和專業人員的科學研究需求，屬于高精尖性質的精神文化產品。故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在知識經濟的大潮中，依然須臾離不開自身的知識和學術屬性。這兩種屬性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屬性。

市場經濟的建構與繁榮的確需要自然科學的支撐，也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把握。對科學精神的強調，亦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兩大支柱。雖然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來論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擔著弘揚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擔著相當重要的使命。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許多問題的產生并不是自然科學精神不足，反到是我們對人文精神弘揚得不夠所致。事實告訴人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是在發達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而不應人為壓縮這一空間。

[page_break]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主要側重的是基礎理論研究，屬于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知識經濟時代的確凸顯了知識的商品屬性，但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尚不具備消費的功用。所以，有學者指出：“基礎知識以及科學理論尚不能在生產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為商品來買賣。”[1](P211)無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屬于這類不能買賣的特殊商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非同一般文化產品、商品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也是由社會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會分工來完成的。現代社會無論怎樣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對社會生活、經濟建設產生指導作用。

在我們認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以及商品屬性的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就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價值及其實現途徑。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具有“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2]。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屬于一般文化產品，也不能簡單地從這三個“價值”層面解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除了這三項價值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至少還應突出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當然，這三方面的價值絕大多數文化產品也具備，只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更為明顯、更搶眼球。也就是說，當人們關注文化產品的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及其厚重的意義更加重要。文化、知識、思想只有傳播才能更充分體現其價值所在。因此，后三項價值又與交換價值相輔相成。

產品、商品的價值實現的基本途徑之一是交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思想、文化、知識的載體，在交換層面與一般文化產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交換的目的是傳達、轉達思想、文化、知識，其終極目的是為了擴充人類知識和學術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現實目的，則是承載、貯存人類通過思維、思想勞動而創造出來的新知識、新思想、新觀念，為社會提供新的知識內容。強調市場經濟在社會生活中主體作用時，也不要忘記我們正處于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除了提升了知識的地位外，還使信息和知識成為了重要的資源。人們認識、獲得這種資源，并使之發生轉化，才能使知識、信息發揮作用。當然，在人們接觸、獲得知識、信息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傳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傳播知識、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并且總是以傳播新的知識、思想觀念等為主導，為先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文章的內容絕大多數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直接服務于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法實現市場化，甚至很難接受市場的檢驗，固守學術田園，強化知識屬性、學術屬性也許不能說是唯一選擇，但至少不具備市場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個最簡單的事例是，讓每一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都自負盈虧，肯定是不現實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的終極目標是提升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的將是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產品，以其理論關懷，促進人們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和層次的提升。這既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職責。當社會需要各種層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為核心內容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國家與社會繁榮與否的晴雨表并不僅僅表現在工農業生產和GDP的發展狀況上，還相應地表現為文化與學術的繁榮程度上。經濟強國往往也是文化大國的事實，毋庸進一步論證。文化繁榮與否不能僅僅依據某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與某部“賀歲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場需求的娛樂活動的虛假繁榮來做出判斷。因為這些只是文化的淺層表象，絕非深層次的精髓。社會發展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推動，同樣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勤奮思索；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不斷推陳出新與增大“精髓”的含量。對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來說，為廣大理論工作者提供一塊創新和闡揚自己成果的園地，無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會經濟越發達繁榮，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越需要強化知識和學術屬性，越是要固守知識和學術田園。

涉及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與社會、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有必要探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社會批判功能和意識。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以弘揚正確的思想觀念、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但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對舊的陳腐觀念、思想認識誤區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礎之上。學術界有人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其學術研究應密切聯系社會生活實際。其實，對這一問題應從不同的側面進行闡釋，加以理解。根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學術、知識屬性，我們有理由認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更應強化批判意識和社會批判功能，并據此整合思想文化資源，批判、矯正思想認識上的種種誤區，幫助人們澄清思想意識領域內的種種模糊認識，明確先進科學理念，為市場經濟以及各項經濟建設活動提供方法論層面的思想學術成果等等，這不僅體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真價值，而且體現了對現實社會生活的真實關懷。網絡時代，各種名目的思想、思潮、觀念層出不窮，其中不乏錯誤的、消極的、危害國家和文化的東西。如何增強人們理論上的鑒別力，作為“學術人”義不容辭。因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高層次的、深刻的批判與“辨偽”是任何一種文化產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們在強調人的科學素質的同時，更要強調人的人文素質；在培養科學思維的同時，也應當培養人文思維。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但離開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學的思維，我們的科學思維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是呼喚廣大理論工作者從深層次上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生活，越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識和學術要求。因此，強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進入市場，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最佳選擇。

我們沒有理由絕對地拒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既然認同其產品、商品屬性存在，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期刊的效益應由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部分構成。相當數量的期刊實現了兩個效益，故此，其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是比較明顯的，所謂“雙贏”的特點是鮮明的。但如果簡單地以籠統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需要另當別論。就經濟效益而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投入與產出難成比例，因為在流通領域——實現經濟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可能有較多的市場份額和經濟、貨幣上的回報，價值規律的作用相對弱小，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消費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體，因此，追求社會效益必然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選擇。從前，涉及社會效益時，“虛論”較多，一旦具體分析這種效益的獲得時，同樣離不開消費者，或者說脫離了消費環節的任何效益都是虛無的。因為，不論強調產品、商品屬性，還是強調知識和學術屬性，假如期刊刊載內容——高層次腦力勞動的精神產品不能滿足消費者——特定文化水準群體的讀者的精神文化、學術需求，不對社會文化事業有所貢獻，那么同樣不可能獲得社會效益。這便是同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歡迎，有些則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們淡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的同時，必須強化其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以通過知識、學術屬性獲得人們認可的社會效益。

總之，如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像“”那樣絕對地“聽命于政治”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無法絕對地受制于經濟杠桿。這是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的深刻教訓之一。無論市場經濟怎樣發展，無論價值規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對社會、人生進行深層次理性思索總是“進行時”。我們認為，從本質屬性上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非產品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弘揚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基本前提。簡單地以產品和商品屬性規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難免流于粗陋，勢必影響到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進步。

篇8

對科學的理解是當代科學哲學的任務之一，因為真實的科學并不是我們常識中所認識的科學。我們可以直觀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學卻不存在一個類似的實體。我們可以把某些物質的、可感知的東西稱為科學，如牛頓的手稿、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版物等等，但這只是科學的某種體現或它理論化形態，我們還不能說這就是科學本身。科學知識只是某種類型的可見形態，理解科學更需要認識科學的社會歷史本性。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將科學視為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科學視為一種歷史存在的人類意識，它不同于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經典定義。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科學與人類社會歷史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這與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相類似。目前，將科學看作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已經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①但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尚需作出必要的說明。

科學之所以可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看待，首先是因為科學是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是關于客觀世界的“意識”。科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整個的世界觀。現代科學的每次重大的統一，都必然伴隨著觀念上的重大變革。科學本質上是關于自然的認識，是對自然的研究，是關于自然的觀念，這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最本質的方面。“科學被專門建立起來，是為了直接地解釋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所有現象的本質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學這一意識形態中，對人類認識任務的解決成為首要的使命，而科學知識的取得又是與人類社會的物質關系和生產需要分不開的。科學從最初的對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為一種理論成果、再轉化為改變我們生活的力量，它帶給我們生活各方面的深遠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從最初對對自然的好奇，到后來逐漸給予我們一種新的自然界的圖像，一種我們看待自然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觀點，以至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學的發展帶來的并不只是具體認識的改變，而且是人對整個世界看法的改變，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深刻嬗變。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科學也會演化出意識形態，科學本身也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此，哈貝馬斯（J. Habermas）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作出過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學一樣，基于科學實踐而產生的某種意識形態（如唯科學主義）也是科學的副產品，是屬于“科學文化”的范疇。正因為科學的應用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并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對科學的不同態度就會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哈貝馬斯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他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會產生消極的政治效應。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則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他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現代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職能。③哈貝馬斯不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為社會環境，而認為科學產生的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這種意識形態的獨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會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動的坐標系以及同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離，并且能夠被科學的模式代替。同樣，在目的理性的活動以及相應的行為范疇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學還與其他人類精神創造活動相互依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代學者伊安·巴伯認為，“科學是一項真正的人類事業，它具有人類從事的其他活動的許多特征。”⑤同人類其他文化形式相類似，科學不但具有實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時它也有超越性、創造性的一面，即可以從科學活動中獲得人的自由。首先，從歷史來看，科學與宗教、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處于一種相互滲透又相互區別的關系中。從科學知識的萌芽期開始，科學與宗教、神話、寓言教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科學的古代形態。即使是在今天，科學與各種不同的知識形態、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仍然構成了科學科學知識系統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愛因斯坦曾經描述過信仰因素在科學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宗教與科學在當代構成了一種特殊關系。科學活動是需要信念的，這種信念既包括對科學功能的社會性信念、科學對人類社會的正向價值、科學價值的世俗性的認可，也包括了某種對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統一）的驚異和敬畏，這種情感在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學家所體驗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對某種宗教教條或宗教神學的認可，因為科學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學實踐活動為基礎的，這一切都沒有取消科學事業的獨立性。科學說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條或神學理論，相對于這些文化體系，科學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說明”，這是我們對科學的基本信念。

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處于不同的關系之中，即“自然科學的概念內容沒有被歸因于某種經濟基礎：歸因于經濟基礎的僅僅是它們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學與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⑥科學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科學與經濟基礎之間不是直接的“反映”關系，這說明科學與宗教等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質的區別。

二、作為文化的科學

英國學者斯諾（C. Snow）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他認為，科學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說，科學不僅代表了一種智力活動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備和人類學家視野中的文化現象一樣的性質與特征。斯諾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基于大學里從事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兩種知識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嚴重的隔閡與對立。造成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復雜的，有些淵源于社會歷史，有的是個人經歷所造成的，還有的則是由于不同種類的精神活動本身的內在動力的差異。⑧在斯諾看來，科學是“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運用，這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⑨也就是說，文化是體現人的“本性”、與人的存在和發展有關的活動和現象，因而科學可以毫無疑義地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意識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學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質和才能，首先體現在它是一種對待經驗的成功方式：科學活動是按照某種程序進行的，它把以前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斷地再合并為一個不斷生長的結構，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文化或傳統。⑩在斯諾看來，科學文化是累積的、組合的、共意的，它體現著自己的過去，必然要穿越時間而進步；而另一種（人文）的文化則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們是非累積的，是獨一無二的，從彼此之間的關系上看不出內在的進步。

科學對人類社會存在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人的自然生存條件和社會生存方式，這是科學之為“人的科學”的本質方面。科學本身涉及的層面之廣以及科學的影響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這樣的總體性概念來描述。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英國學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認為，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現在它成了文化的一個高度分化的要素。這種文化的變遷具有自身的連貫性、科學的不同分支具有潛在的文化內聚性、在某個特定的時期科學同事群體界定他們認為什么可算作是科學知識的方式，等等。11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進一步消除了科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和簡單化觀念，深入探討了科學活動所具有的人的內涵和性質。這種傾向與某些研究者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相通之處。他們注意到了科學的傳播和影響過程的確可以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給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將科學最后認定為是同某種風俗、民俗完全相同的東西。巴恩斯還認為“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隱喻”，“憑借它便可以把類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轉變為并重新組織成令人費解的事件的東西。”12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否認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認為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內容，是由具體的社會群體的有局限的文化規范決定的

英國科學家、哲學家波拉尼（M. Polanyi）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科學的文化內涵，他論述了科學知識是一種“個人知識”。他指出，科學從具體的知識上升到普遍的知識，成為人類的智慧或審美活動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一個矛盾重重、曲折艱難的過程：“認知任何一項自然科學知識都少不了認知者在某種程度上內居于研究對象之中的行動，這種親密的內居行動呈現一個連續的進展過程——這過程恰恰指向被譽為史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內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學要成為人類內在的知識、普遍的知識，不是依賴于它作為某種結論和實際效用的力量，而且還要依賴于整體的精神演變過程或態勢。波蘭尼認為，“整個人類感覺世界——智力、道德、藝術、宗教理想——都是被人類生存和成長于其中的文化遺產之構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沒有其他文化的制約，科學的發展將人類帶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波蘭尼認為，在科學上沒有純粹的事實，“科學也不僅僅是事實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學詮釋而存在的事實體系”；“只有在一個傳統信仰與價值的復雜系統之內，人們才能從事科學研究，并將之代代相傳，這就好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傳統是不可或缺的。”15波蘭尼通過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學研究活動與人類其他活動之間“人類學意義上”的一致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科學的文化生成過程與其他文化資源所采用的過程并無重大區別。

在文化視野中，科學事業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識形態開放的。正是由于科學的文化性質，科學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與宗教文化發生關系，表現出在相容甚至互補，又矛盾甚至沖突的復雜關系。既然宗教與科學都是人類的文化活動，那么二者之間就會必然存在著共同之處，存在著可以對話的通道，存在著互詮的可能性；同時二者之間的比較也顯示了它們在思維方式、影響層面、文化性質上，都存在著很大區別。無論如何，科學的作用是歷史地形成的，是不會被完全解構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確定性的終結》中說的，斷言時間之矢僅僅是現象學的或者是主觀的，皆屬荒謬。16科學改變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對人的本質力量的改變。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可稱為一種真正的文化。

三、結　語

科學雖然從內容上體現的是關于自然的知識，但是科學體現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學不是外在于人的絕對存在物，科學不但是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體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因此，科學現象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前蘇聯學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對科學概念進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本質聯系的一種基本形式，這種認識提供了預見事件的可能性，是人們合理行動的基礎。第二，科學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和相對獨立的社會體系，這個體系把科學家組織起來，為認識客觀規律和應用這些規律服務。第三，科學還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力量，這種力量將科學成果體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們的行動符合客觀規律而得到發展。17這實際上是從動態的、聯系的、系統的角度看待科學的——因為科學與人的社會活動密不可分，純粹知識形態的科學不可能解釋科學活動的實際影響和意義。拉契科夫說明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力量及其與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聯系，從而深刻地說明了科學的社會本性。科學具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當代科學的發展不但改變了人的思維方式，也意味著當代科學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18這種變化也必然會對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關系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也將在歷史中不斷地被超越。

 

① 參見曾國屏：《當代自然辯證法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② 拉契科夫：《科學學——問題·結構·基本原理》，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頁。

③ 參見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頁。

④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⑤ 伊安·巴伯：《科學與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

⑥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上冊），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6-28頁。

⑦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9頁。

⑧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1頁。

⑨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60頁。

⑩ 參見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20頁。

11 參見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頁。

12 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

13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頁。

14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頁。

15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頁。

篇9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當然，作為一種，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中的價值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學、學、人類學等與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哲學、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篇10

1．2大部分農科類大學生認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收獲不大開展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目的是使大學生了解社會、認識國情，增長才干、奉獻社會，鍛煉毅力、培養品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在調查“您參加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收獲”時，20．65%選擇了“收獲很大”，70．19%選擇了“有收獲，但不大”，9．16%選擇了“沒有收獲”。從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農科類大學生在實踐活動中有一定的收獲，但是收獲不大。同時，在問卷調查中發現，90%以上的學生認為參加實踐活動最大的收獲是鍛煉了自己的組織、溝通能力，僅有35%以內的學生認為增強了自己的專業運用能力，這說明高校在開展“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中沒有將學生專業特長和當地農村的實際需要緊密結合起來，致使農科類大學生不能真正深入到基層，不能把所學的專業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專業能力在生產實踐中得不到檢驗和提高。

2影響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實效性的分析

2．1思想認識不到位農科類大學生作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主動參與意識不強，對于實踐活動重要意義，如何與自身的學習、就業相結合等問題沒有深入的思考和實際的行動，從而導致農科類大學生參與率低，參與動機有偏差，參與實際效果不理想;部分高校專業教師對“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存在認識偏差，認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是校團委、學生處、院系等部門學生管理人員的工作任務，和自身教學任務沒有關系［1］;社會各界對“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不夠重視，有些地方政府不能主動、積極地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便利條件。

2．2活動形式缺乏創新“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自開展以來，一直秉承“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的宗旨，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一些傳統的內容和形式成為制約社會實踐活動實效性的瓶頸因素。1)“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形式還是以社會調查、公益活動為主，不能滿足農村形勢發展的需要，應結合新農村建設的特點，積極探索各種新形式;2)當代大學生，尤其是“90后”大學生思維方式和行動特點呈現多元化，傳統的實踐形式難以吸引他們主動參與到實踐活動中來;3)沒有將學生專業特點和活動形式有機的結合。往往開展難度較低、操作性較強的參觀、走訪等形式的活動，卻忽略了為大學生搭建平臺，導致學生不能提高專業技能。

2．3缺乏健全的制度體系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必須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機制作為前提，以保證實踐活動的正常開展與蓬勃發展。但是大部分高校缺乏有關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制度機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從而制約了“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主要體現以下幾方面。1)缺乏健全的實踐教學體系。目前把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作為重要內容列入教學計劃的高校并不多，大多數高校只是將社會實踐作為學校整體教學的一部分。學生是否參加社會實踐和畢業無直接聯系，導致學生思想上不重視，直接影響實踐活動的實效性。2)缺乏完善的實踐指導機制。一方面缺乏實踐項目制定方面的指導，實踐項目制定不合理必然導致實踐活動開展不順利，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缺乏實踐內容的指導，不同的實踐階段需要相應的技術、政策指導，這直接關系著實踐活動的成敗。3)缺乏科學的考評機制。目前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的監督和評價機制，實踐活動考核成績大多依據活動總結及媒體報道的影響力界定，對學生是否學以致用、服務地方、服務程度等方面沒有具體的評價標準，直接造成“重媒體報道，輕實際效果”的現象。同時，沒有合理的評價標準也使得指導教師和學生的實踐工作不能得到合理評價，沒有明確的獎罰措施，直接打擊了指導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

3提高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實效性的對策

3．1加強宣傳引導，形成共識，為活動達到實效性提供思想保障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是高校的一項工作任務，更需要引起政府、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視。各級宣傳部門要把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宣傳列入計劃，在實踐活動開展過程中協調新聞單位開辟專題、專欄，組織精干力量深入一線采訪報道，為活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使地方政府、高校、學生形成共識，形成全社會支持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良好局面，以更好地為農科類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創造平臺和條件［2］。第一，地方政府要認真落實文件精神，出臺相應的政策和具體辦法，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活動的組織工作，以新農村建設為中心，把社會實踐活動與經常工作結合起來，并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實踐活動，保證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第二，高校要把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培養學生的一項重要工作，納入到整個高校的人才培養體系中，建立完善的領導機構和組織體系，全面負責社會實踐的開展與建設問題;第三，從思想上認識到社會實踐活動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參加實踐活動的主動意識，將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達到學以致用、以用促學，通過實踐活動提高綜合素質，為新農村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